崔永元个人资料微博老婆照片和主持的节目

　　生活经历

　　忧郁病症

　　1999年前后时，中国国内电视媒体纷纷效仿崔永元的《实话实说》节目形式，逐步导致全中国电视观众对《实话实说》电视节目的要求不断提升，最终此节目的收视率慢慢下降，尽管崔永元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但是依然未能稳固住收视率，这让崔永元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危机。

　　崔永元到2001年时，沉重的工作精神压力，导致崔永元已经从睡眠障碍发展到严重的精神抑郁症，而过多服用镇静类药物后，他的身体已经产生了抗体。用崔永元的话说，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而这种痛苦也严重影响着他的家人。

　　当时崔永元已经接近精神崩溃而无法正常工作，无奈父母强迫儿子暂时离开工作。随后崔永元就在父母的陪伴下，邀请了北京的著名心理医生，医生确诊并告诉崔永元父母;崔永元这是由于精神压力过大，同时对人生的期望值偏高，所以形成了情绪焦虑和心理恐慌，医学上将这种病称之为情绪抑郁病症。随后的一年中，崔永元在父母的陪伴下，全面强化地开始进行治疗，同时父母妻女们用亲情坚强的支持着他。通过多元化的全面治疗，直到2006年时，崔永元的病症得到缓解康复。

　　如今的崔永元，虽然已经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但是时代的阴影，还是避无可避地落在了每个主持人的身上。崔永元的抑郁，也是这个娱乐时代的焦虑。当尼尔· 波兹曼用专著《娱乐至死》来探究和哀悼美国20世纪后期的文化变故时，人们赫然警醒到，在21世纪的娱乐时代，畅谈理想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人们需要的，也许是眼花缭乱的图像和片段，快速地接受信息，又更快速地遗忘。

　　谈幸福感

　　2012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人民网做访谈节目时，谈到为什么人们总是感觉自己不幸福的问题，崔永元指出，如果看收入数字，收入肯定是比以前高了，但为什么大家并不觉得自己挣的更多了?这是因为我们挣钱的增长幅度赶不上物价的增长，“所以很难在钱这方面找到幸福感。”

　　崔永元说，自己的工资单上每月是8000多元，再加上其他收入，每月过万甚至更多都没有问题，但却经常感觉“钱不够花”。

　　崔永元认为，政府不能只用给钱的方式，而应该努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果我们上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住房不要钱，那我们要那么多工资干什么呢?”

　　在谈及保障房分配不公的现象时，崔永元提出两项建议：一是要有明确的规章条例，标示出有资格享受保障房的条件;二是要实施事后追究制度。

　　社会影响

　　2007年，崔永元在获得第五届“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能够获得文艺界最高殊荣的“德艺双馨”荣誉称号，这是毕生的追求，莫大的荣耀。可崔永元却视之为应该恪守的基本要求，这种对名利的淡薄，彰显了一位电视工作者的高尚艺德和无私境界。

　　崔永元从参与并制作《午间半小时》，到策划并主持《实话实说》、《小崔说事》、《小崔会客》、《电影传奇》、《我的长征》等，在以一个个突破、一档档精品节目带给中国广播、电视新气息的同时，也以自己饱含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职业精神，赢得社会大众的欢迎和喜爱。特别是他“学会倾听”、“先做人，后做主持人”、“公共电视应承担社会责任”等观点更深得观众的赞赏与好评。

　　同时，崔永元用自己的奖金资助普通人治病，发动同行帮助辽宁鞍山抗癌协会“临终关怀”行动;将拍摄《电影传奇》时得到的大量珍贵资料无偿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帮助建立中国电影资料检索系统。

　　收藏家

　　作为一个成人、一个经济基础丰厚的成人、尤其是一个有了名气的成人的好处，便是可以纵容自己的嗜好。“崔永元爱小人书”已经是传遍大江南北的旧闻，因而从1997年连环画开始在中国复苏之时，崔永元便会得道多助地收到每一本国内新出版的连环画，包装自然都是一年比一年精美，可是“都特别差，一本好的都没有!”所以，他更用心地收集老版本了。

　　许多年之后，崔永元仍然能够记得起自己年龄还是个位数时，偶尔考试考得比较好了，父母开恩赏赐2毛钱，他就带着这笔“巨款”一路飞奔到新华书店：“阿姨，把这本给我看看，那本也给我看看……

　　好，这些我全要了。“那感觉，他说就好比”开着奔驰去找潘石屹说，这栋楼你别卖了，我都要了。“也有时候，是母亲带着他到新华书店，眼前分明摆着8本新的连环画，母亲却下令只许选两本。于是，暗暗在心里发誓：”等到有一天我挣钱了，出一本买一本!“这些得来不易的连环画被他翻了多少遍，有的翻得页卷皮落，但都好好地存在父亲给他的一些装过手榴弹的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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