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顾长卫说,他对电影描写的那个时期国内的变化印象特别深刻。
当时他在美国担任3部好莱坞电影的摄影,偶尔回国还是敏感地发现了中国的变化,“其实我们都身处其中”。他将这差不多10年浓缩在《立春》中,“人要生存,就要妥协。人要过得更好,就和自己最初的理想会有很大不同”。《孔雀》还是两年前的电影,顾长卫也有差不多两年没拍电影。他说,拍《孔雀》时积累的经验忘得差不多,总觉得自己是新手,有些紧张和兴奋,也有些没底。“之所以有热情去做一个片子,是因为想把很多生活的经历和感受告诉别人”。
比《孔雀》更复杂
提起顾长卫的电影,总是要比较《孔雀》与《立春》。顾长卫说,《立春》比《孔雀》更完整、复杂,野心更大。他想通过《立春》塑造“平民”,塑造出一个时代的群像,讲普通人的生命、情感。“谁都不愿意重复自己。《立春》肯定不会像《孔雀》那么闷,它更悲喜交集,应该有更多的观众爱它。包括我自己”。
王彩玲与时代作对《孔雀》写的是一家人,以家庭看社会:姐姐是殉道士式的,哥哥是功利的,弟弟是消极的,他们更像是代表3种不同的生活态度。《立春》写了6个人,有脱离实际的艺术青年,也有在生活的庸常和琐碎中自得其乐的人,他们都是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人。某种意义上,《立春》里的人面对的困境比《孔雀》更复杂。“姐姐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禁锢的时代,它禁锢着所有人;王彩玲的时代,是看上去每个人都有了自由,每个人都有机会,其实更为复杂。姐姐的悲剧在于时代在和她作对,而王彩玲的悲剧在于她和时代作对。”蒋雯丽为了出演王彩玲,增肥30斤,戴上了龅牙,还点上黑斑和痘印。化完妆,她哪儿也不敢去。顾长卫说,在他心里,王彩玲很美,那种对理想不懈的追求令他折服,“对王彩玲来说,她的样子长成这样非常不幸,但不可笑。那些长得漂亮的姑娘,是非常幸运的,她们有更多机会去实现梦想,但是王彩玲没有。对她来说,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更大。” 在《立春》的结尾,顾长卫特意拍摄了这样一段戏:王彩玲终于以中央歌剧院首席女高音的身份在豪华的舞台上高歌《为艺术为爱情》。这是王彩玲们的幻想,导演用胶片将它变为具体可见的一幕,它是顾长卫和李樯给那些为理想向前奋斗的人的安慰。相比《孔雀》,《立春》的年代推后了20年,截取的1988年至1998年这十年光景正是东西方思想交汇、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顾长卫表示,之所以在包头选景,是因为这里的城市建设有很多特点,不但有很市井的老城区,还有二次工业时期很辉煌的建筑,同时像北京的国贸、王府井这类型的商业街这里也有,是一个很丰富的城市,也很容易体现片中所要传达的理想与现实碰撞的主旨。印在剧组人员衣服上的话,“立春一过,城市里还没有什么春天的迹象,但风真的就不一样了。”是最能体现影片主旨的话。“我记得爸爸走的时候,离立春不远了。”《孔雀》里的最后一句,为《立春》的到来埋下伏笔。急剧变化的时代,坚持理想的人们,顾长卫的关注冷静而悲悯。春天来了,人们却在现实面前低下理想的头,可顾长卫说,“离理想越来越远,这不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