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主持人资料金牌嘉宾及2013全集

　　开播前期

　　1998年4月，节目正式开播。曹景行回忆说，之前只做了一次样片，并没有太多的准备，因为这个节目要营造的就是老朋友聊天的气氛，话题也都是嘉宾提前碰一下，“老朋友聊天还需要准备什么呢？” 　　最早的嘉宾组合有三对：张坚庭和李纯恩，马家辉和郑沛芳，曹景行和潘洁。在节目还没有正式定型的时候，讨论很多都是新闻话题，但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当时作为窦文涛助手的张小蓓说，剪新闻片是她的一项大工作：“每次用的片子要找好，一些新闻片要重新剪接的话都要弄，用的大部分片子都是《时事直通车》的。”曹景行说：“刚开始还很严肃，经常讨论重大话题，我记得刚开始就做印尼总统苏哈托下台。”然而这个节目的目的是让话题更松弛，此后就加入了很多软性的话题。

 　　从小圈子开始忧国忧民

　　“锵锵”现在的主编邹倚天说，在她还在美国上学那会儿，窦文涛是她的偶像。在她的记忆里，最早开始喜欢“锵锵”的是一个小圈子，不是主流人群。“北京那一帮以前在88号里混的人全看这节目，觉得话题全聊他们心坎里去了，终于有一个节目不‘装’了。” 在她开始关注“锵锵”的时候，这个节目已经脱离了早期还带点严肃的新闻话题，原来星期六的时候有一个浓缩版，把精彩的片段在星期六重放一次，张小蓓说：“当时文涛对这个浓缩版也感到比较苦恼，因为这就意味着每到周四周五就要把之前录好的节目再重看一次，看完再剪出来，很辛苦。后来我们就想不如做《明星三人行》试一下。”于是很多天王级的嘉宾，比如王菲、刘嘉玲、黎明、刘德华都来参与节目，一下子就把招牌做响了。

　　之后有一段时间，窦文涛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很多时候都是聊自己的事，比如昨天晚上在哪儿玩了，遇到了什么人，这都可以聊一集。那个时候又流行“段子”，窦文涛就经常在节目里引用，“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节目，所以‘锵锵’一出来给人感觉特别不一样。有人说让文涛写博客，文涛说：‘我不写，我每天都在那儿说半个小时呢。’多少有点真人秀的感觉。靠着一个主持人的魅力来撑起整个节目。”

　　时间长了，节目又需要转型。“不能光聊个人的东西，要关心大家关心的事。”邹倚天说，“文涛说是别人‘忽悠’他了，要他忧国忧民，其实也是他们这些知识分子有这个良心和责任感吧，所以现在聊的话题面也广了，各个层面的人都能找到他们想听的。”这么一来，“锵锵”的工作量也开始大了，“后来的工作方式就是我先看所有的新闻、事件，然后整理出一个提案来跟文涛商量，不停地沟通不停地调整，一直要到录像之前才定下来。那时候我们几乎每周末都要通很长时间话，聊到很晚，星期一一早就来录节目。”

 　　改革

 　　在香港的时候，电视台一直把人手控制得很严，邹倚天说除了主持人窦文涛之外，负责内容的也就是她一个“光杆司令”，而她也是3年前才参与“锵锵”。“锵锵”真正有了节目组是在2006年春节以后，这个组在北京负责准备资料、联系嘉宾和后期合成剪辑，但也只有一个“半脱产”的制片人(他还负责其他节目)，加上一个正式员工和三四个实习生。

　　“这个变动是我提出来的，”窦文涛说，“因为老节目的发展是一个问题，十年来的形式一成不变。过去是‘老友记'，天天是文道、子东、广美几个人。但人会喜新厌旧嘛，总是这几个人，会呈现一种稳步下滑的态势。我们想到北京去找新的嘉宾。”

 　　然而北京的嘉宾不如想象中的好用、好请。一周五集，光是找嘉宾就让节目组快吐血了。邹倚天说：“去的时候还想应该很容易，现在除了查建英之外，还没有特别合适的。很多嘉宾其实是有多方面障碍的，一些北京的嘉宾会回避一些话题，特别多顾虑；还有一些是紧张，底下聊得特别好，一上镜头就不行了。虽然它让人感觉像是私人性质的聊天，其实不是，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2006、2007这两年的实验，让窦文涛感到“改革也要渐进式的”，重心一下子全移到北京之后，天天都是新嘉宾，过去这种“老友记”聊天的气氛没有了，找来很多明星、很多“腕”，观众又觉得变成访谈了。“所以现在就像钟摆一样，要往回退半步，要‘坐港望京’，一半保底，一半创新。”窦文涛目前不得不每个月两次在香港、两次去北京录制节目。

　　十年之后

　　“到了第十年，也挺难的，就是一个瓶颈，文涛觉得没什么新意，再这样做下去有什么意思呢？收视率也一般，在北京做也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新嘉宾很难找，要依靠原来的老嘉宾能依靠多长时间？要知道美国的一些大的节目有多少人在背后工作？我们就这几个酸瓜烂枣，挺了这么长时间。文涛自己有时候都说，能不能不做了？”站在十年的节骨眼上，主编邹倚天说。“但是老板不同意，老板觉得这是一个品牌，而且是完全原创的，怎么可以随便丢了呢？能坚持就坚持，对于凤凰来说，没有《锵锵三人行》，观众可能会觉得：凤凰出事了。”

　　于是“锵锵”还在努力着往前走，“常任嘉宾”许子东说，他觉得这个节目能够坚持做到现在，回头看是件极有意义的事：“有的作家，人们对他最高的评价就是：‘他几十年前写的文章，现在不用改就能出版。’这句话分量很重。因为社会环境、历史、公众场合，于公于私，能够一辈子说的话不脸红，其实是一个挺高的要求。尤其是面对大众传媒，传媒的口味天天在变，风气、潮流、口号、政策也天天在变，我们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将来如果人们对这个时代的风土人情感兴趣的话，他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朴素的人，哪怕当时我们的说法都错了，哪怕我们的见解是非常幼稚的，那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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