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牌屋》惹恼白宫政客 嘲讽人性与政治

2014/3/10 19:43:35 作者:nvwu 来源:女物娱乐网
2月13日,Netflix首席内容官泰德-沙兰多斯(左)与女主角罗宾-怀特(中)、导演大卫-芬奇出席美剧《纸牌屋》第二季洛杉矶特映会 《纸牌屋》能够脱颖而出,正因威利蒙对人性和权力的着迷,恰好契合了公众对当下政治的集体印象。

美剧《纸牌屋》编剧鲍尔-威利蒙

  2月13日,Netflix首席内容官泰德-沙兰多斯(左)与女主角罗宾-怀特(中)、导演大卫-芬奇出席美剧《纸牌屋》第二季洛杉矶特映会

美剧《纸牌屋》剧照

美剧《纸牌屋》编剧鲍尔-威利蒙

《纸牌屋》惹恼白宫政客 嘲讽人性与政治

美剧《纸牌屋》剧照

  《纸牌屋》的戏剧时空与现实世界的时空基本重合。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13年,剧中将要举行的中期大选是2016年,地点在华盛顿。它构建了一个与奥巴马政府平行的时空,与其若即若离,却又背道而驰。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当下现实政治的想象,还引起了人们集体情绪的共鸣:进步主义在现实中受挫的政治危机时代,人们嘲讽人性,嘲讽政治,于悲观中滋生出愤世嫉俗来。

  权力与人性

  巴尔的摩9月的一天,抽完了若干支烟的鲍尔-威利蒙(Beau Willimon)来到《纸牌屋》的拍摄现场。他留着络腮胡,头发乱蓬蓬地往后梳着,面色焦虑,好像正操心着一件国家大事。那是一场剧中主角、政治家弗朗西斯-安德伍德(Francis Underwood)与他的妻子克莱尔(Clair)走出房子,在户外草坪的讲台前对华盛顿记者团发表讲话的戏。这一集的导演朱迪-福斯特(Jodi Foster)正在安排所有的道具、演员和后勤,她有4.6万个细节需要思考和处理。对威利蒙来说,一季13集,意味着,他得操心的细节数还得乘以13,而他对每个细节都孜孜以求。2003年,他在荷华德-迪安(Howard Dean)的总统竞选团队工作时,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与记者团打交道。他今年36岁,写过一部乔治-克鲁尼主演的电影剧本《总统杀局》(TheIdes of March),得过奥斯卡提名。《纸牌屋》就是他这4年来的全部人生:他在巴尔的摩翠贝卡的一间写作室里不断写作、重写,偶尔打个盹,成果就是这部暗黑的政治剧。即便在美国这波愤世嫉俗加虚无主义的政治剧新浪潮中(同期还有《丑闻》和《国土安全》),它也暗黑得出类拔萃。

  片首,阴云袭来,笼罩住华盛顿的地标:国会山,白宫,华盛顿纪念碑,杜邦圈的使馆;黑夜降临波多马克河,桥上亮起夜灯……这组华盛顿掠影充满象征意味,仿佛要把现实世界的权力中心卷入令人压抑的、阴森森的黑暗中。剧情也的确如此:这部Netflix的美剧比福克斯的《美国人》更愤世嫉俗,比AMC的《行尸走肉》对人性更加悲观,比《丑闻》更精于权谋诡计。华盛顿贪婪,腐败,人性黑暗,弥漫欲望与野心,控制和背叛,与“好莱坞自由派”对国家政治的想象谋合。这与戏剧演员出身的主演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对华盛顿的观感相去也并不远。为了演这部片子,他跟着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thy)在国会待了一段时间,史派西得出的结论是,那里的政客“都是些演技拙劣的演员”。《纸牌屋》里,从南卡罗来纳小巷里走出的民主党党鞭弗朗西斯-安德伍德因没有获得许诺的国务卿职位,开始冷酷地追求权力和展开报复。第一季,他利用并睡了一个年轻的记者,把一个酗酒的议员拉下水,在利用完后诱使他自杀;用一篇大学时的右翼文章扳倒现任国务卿,用敲诈手段把自己的棋子安排到国务卿的位置上;与总统的商界密友斗智斗勇,登上副总统宝座。接着,在第二季里,他安排“自己人”接替党鞭,将调查议员死因的年轻记者推下火车轨道,引导总统夫妇秘密接受婚姻咨询,用与中国的商贸关系离间总统和国务卿,用能源危机离间总统和商界密友,接着爆出商界密友卷入中国商人洗钱并通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向美国政治输送资金的丑闻;他利用总统的婚姻隐私,将丑闻的舆论矛头导向总统,总统被迫辞职(这段弹劾剧与克林顿时期两党与总统的关系很相似),安德伍德当上总统。

  在副总统就职典礼上,安德伍德对着镜头说:“大家对民主的评价过高,我不经任何选举就当了副总统”;还喜欢说“权力之路由虚伪和牺牲者铺就”,以及“爬到食物链顶端的人没有仁慈”,乃至“屠宰开始了”。导演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很欣赏林登-约翰逊强硬的执政和谈判风格,同为民主党自由派的安德伍德(虽然实际上他与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都没有密切联系,是个完全的权力现实主义者)身上有缔造了“伟大社会”的约翰逊总统的影子,与美国政治的现实若即若离,既相互并行,又背道而驰。在国会山做了多年政治记者的克里斯-尼尔森(Chris Nelson)告诉本刊,安德伍德还令他想起共和党党鞭汤姆-德雷(Tom Delay)的形象,“他非常危险,有点精神错乱,总觉得自己是来履行上帝使命的,反对他你就是有罪。但哪怕是德雷,也远比不上安德伍德,更不可能会有谋杀。安德伍德是个虚构的人物”。但有一点是与现实政治准确对应的:“权力关系——白宫,国会,两党,媒介,权力外围的游说集团,金钱,它所联结起来的商界,以及如何玩转这种关系。”

  在现实的权力关系框架下,威利蒙要创造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人性。在他的写作室里,大部分的对话不是围绕着如何解开一场复杂的阴谋展开的,而是对人物角色反复的斟酌。威利蒙不断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她要那么做?动机是什么?无论有多少诡计和背叛,这部政治剧归根结底,探索的是人物角色,其驱动力是人性。安德伍德与妻子克莱尔的关系构成了故事的主轴,克莱尔这个充满了麦克白式邪恶感的枕边人,成了美剧中最有魅力的女性角色,还为扮演她的罗宾-怀特(Robin Wright)赢得了金球奖。权力,成了威利蒙迷恋的非常个人化的表达和欲求:婚姻中、办公室中、生活中、政治圈中无所不在的权力。2012年美国大选期间,由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诞生,商界巨额的游说资金涌入华盛顿;一场接一场的筹款晚宴不断创造筹款数额的纪录。“每个人都想获得接触权力的通道。”熟悉华盛顿政治运作的人都这样告诉我。而每个来到华盛顿的人,“都曾怀揣理想主义。但还是有不少人逐渐忘却了初衷,热衷追求权力”。尼尔森说,这种随年龄渐长的愤世嫉俗在1999年(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白宫群英》(The West Wing)中体现得更适度一些,也很受民主党自由派喜爱。

  与原著作者迈克尔-道布斯(Michael Dobbs)相似,威利蒙也有过参政的经历,虽然这种经历与身为英国贵族、政治上更资深成熟,也更世故的道布斯相比,也许要肤浅一些。但道布斯告诉本刊,他对威利蒙的改编非常满意,“才华横溢,极好”。美版《纸牌屋》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家大多都曾在‘二战’中打过仗,担任政治要职时都已高龄,现在的美国政治家大多大学毕业,年纪轻轻”。威利蒙曾在2003年亲历过总统竞选,那时他才26岁。他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安在艾奥瓦州的一次讲话中,声嘶力竭地失态,那声“迪安尖叫”就此断送了他为竞选做出的所有努力。这件事很深地影响了威利蒙对政治的看法。“我们未能用有效的进攻来做出回应。当时我们想,对这件事要做冷处理,这相当于说,那些抓住这点诋毁我们的人,没有能力影响我们。但事实上,因为没有及时做出回应,这件事最终的结局是,权力被没收。”威利蒙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他开始思考这件事:“这就像我站在街角,等了15分钟,想招辆出租车。一辆车停下来,我刚想钻进去,另一个人赶在我前面抢了先。那一刻我有很多种选择:我可以打开车门,把那个人拽出来;我可以猛敲车玻璃窗,做个威胁的表情,但放他走;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闷在自己的愤怒里;我还可以超级忍,让他们走,反正还有下一辆。”这种交易非常吸引威利蒙,在他看来,这就是伟大戏剧的灵魂所在:“出租车事件中,谁是掌握权力的一方?我是否因为没被这件事惹恼而更有权力?还是那个抢车的人更有权力,因为我让他插了队?当你把它搬上政治舞台时,那就要动真格的下赌注了。”“迪安尖叫”让威利蒙开始探索个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正是在霍华德-迪安的总统梦破灭的讲台上,诞生了美国版《纸牌屋》里安德伍德版马基雅维利的主动进攻型政治哲学:如何在那种脆弱的时刻反击、包抄,智胜那些试图定义和打败你的人,这是安德伍德一刻不停思考的问题。《纸牌屋》中贯穿了这样的“安德伍德式”权力模式:抓住对方弱点和把柄,了解对方欲求,谈判,主动提供好处,要求做出某种放弃,否则以弱点威逼,达成交易;如此纵横捭阖,有时围魏救赵,有时联曹攻吴,随时扫清障碍,冷酷无情,精确算计,每个人都成为他棋局里的一步棋。

  威利蒙对人性与权力关系的沉醉,使他的角色行为时常超越制度的法律框架:把未公开的法案交给记者,通过华盛顿警察局长抹掉议员的醉驾和招妓记录,谋杀或诱使他人自杀……安德伍德这样“反英雄”的反派角色在权力阶梯上的步步攀爬,引起了一些不安,到第二季结束时,他已经爬到了美国总统的位置上。哪怕怀疑和批判政治权力是好莱坞自由派的一贯传统,但让一个邪恶的角色登上总统的宝座,还是暗黑得太离经叛道,挑战了愤世嫉俗的底线,其虚无主义的透彻悲观,也有悖好莱坞一直宣扬的美国式乐观主义。第三季应该让这个角色倾覆消亡,最终让有道德感的人来统治,回归到邪不胜正的主旋律上,还是让他继续壮大,按照达尔文主义式的权力逻辑,成为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颠覆民主的信念?至少后一种如此挑战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结局,还没有过先例。

  危机时代的政治剧

  《纸牌屋》的戏剧时空与现实时空基本是重合的,它构建了一个与奥巴马政府若即若离的平行简化版政治世界:同样是一位民主党总统,相似的政策议题(剧中是教育改革和福利改革,奥巴马是医疗改革和就业法案),同样的自由民主党进步诉求(剧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民主党自由派亦主张财政扩张),同样面临政府关门的财政赤字危机,同步发展的中美关系和日本问题。有趣的是,剧中事件的发展走向与现实时常背道而驰:现实中的两大党发生了深刻的分裂,即使在预算赤字的悬崖边,共和党与民主党人也无法达成任何妥协,哪怕让政府关门,也不愿意踩下刹车;民主自由派的进步主义政策议题,如奥巴马医改,举步维艰;社区人权律师出身的奥巴马,有温和的魅力,平易近人,道德上无可指摘,却更像个人权律师而不是政治家,不具备比尔-克林顿那样高超娴熟的政治技巧,也不具备林登-约翰逊那样的强硬手腕,白宫和国会山效率低下。而在剧中,安德伍德可谓无所不能,虽然是个无情的权谋家,但却能秉持实用主义,随时做出妥协,高效地赢得了两党共识,通过了很多法案,做了很多实事。

  《纸牌屋》能够脱颖而出,正因威利蒙对人性和权力的着迷,恰好契合了公众对当下政治的集体印象。1999年,阿伦-索尔金(Aaron Sorkin)的电视剧《白宫群英》就像是对克林顿第二任期民主党自由派的大声抗议,索尔金虚构的美国政府,由充满道德正义感的自由派总统领导,麾下则是尽心尽责的干练官僚,与现实中背离了自由派政治原则、深陷性丑闻、即将面临弹劾的克林顿政府平行对立。《白宫群英》为被克林顿性丑闻所困扰、陷入公共道德危机感的大众提供了想象的、可以信任的政治领袖。《纸牌屋》则相反。威利蒙想象出来的充满权力欲望和权谋手腕的反派总统,与现实中的奥巴马截然对立:安德伍德散发着不可遏制的野心,完全不把道德原则当回事,手段老辣,残忍无情,却很高效,总能把事情搞定;奥巴马则温文尔雅,理想主义,有道德情怀,却缺少那种捕食者的进攻性和世故的手腕,缺乏决断,易受攻击,倒像是被安德伍德搞下台的虚弱总统。安德伍德的夫人克莱尔则更像希拉里-克林顿,野心勃勃,强硬干练,辅佐丈夫事业,为达目的同样不择手段,这与奥巴马夫人米歇尔的形象完全不同:米歇尔也是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对创造历史的钟情胜过对权力的欲望,时刻提醒奥巴马忠于民主自由派的道德原则,不喜欢政治斗争,与白宫的关系时常处在紧张状态。

  想象世界的政治通过和娱乐业的联姻,与民众发生了比现实政治还密切的对话:网络视频Netflix的用户有3300万,《纸牌屋》的收视率极高,社交媒体的好评率63%,名人推荐无数;这与人们对现实政治越来越漠不关心,选举投票率不断降低,奥巴马政府***测验得分不断下降对比鲜明。也正因如此,平行时空里的想象的政治与现实政治发生了奇妙的交汇:2012年12月,距离第二季开播还有两个月,在白宫举行的一次高科技公司座谈会上,一位观众主动去找Netflix的老板瑞德-海斯廷斯,半开玩笑地提出希望能提前看到第二季。这位观众就是奥巴马。他半开玩笑地感慨,要是现在的华盛顿真的像《纸牌屋》里那样有效率就好了,“凯文-史派西办成了很多事”。无论作为众议院的多数党党鞭,还是作为副总统,安德伍德都显示出在施政和立法进程中的执行力,而这正是争斗白热化、矛盾不可调和的两大党所缺乏的。由于茶党的崛起和共和党内温和派的式微,共和党把阻止奥巴马再次当选作为奥巴马第一任期的首要任务,导致了白宫与国会没能在任何重大国家事务上达成共识,从医改法案、就业法案、移民改革、环境保护到枪支控制,奥巴马在瘫痪的国会前动弹不得,更是在2011年的“债务上限”与2012年的“财政悬崖”中僵持不前,最终因预算谈判破裂而关闭了联邦政府。正如凯文-史派西所言:“在国会效率低下的时候,美国公众看到的是一个派系林立却又非常有效的国会,这事非常有意思。”

  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心态上有种霸权衰落的失落感,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有几分相似。美国需要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变革型总统,完成金融、福利、财政等领域的重大改革。但华盛顿的人一致告诉我,奥巴马不是这样的总统。

  好莱坞娱乐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大众与精英政治的鸿沟,它甚至引发了现实世界严肃的政治讨论,与现实政治发生了交集与互动。但电影、电视还是把迎合大众口味摆在了严肃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之前。《纸牌屋》里的安德伍德最终还是更像莎士比亚的理查德三世,而不是美国总统,其中的丑闻暗杀和政治虚无主义,也让华盛顿的现实政治家很不舒服。众议院多数党党鞭凯文-麦卡锡就取笑《纸牌屋》的情节荒诞无稽,他说:“如果我能谋杀同僚,那就不用每天为推动议案发愁了。”但它的确比白宫更有效地征服了大众的情感:在华盛顿无休止的僵局外,人们渴望一位能把事情搞定的实干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