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史蒂夫·麦奎因、保罗·格林格拉斯、大卫·O·拉塞尔、本·斯蒂勒、阿方索·卡隆、李·丹尼尔斯
翻译/翌安
问:当初为什么想要做一名电影导演?
史蒂夫·麦奎因:引领我走进这行的应该是鲍比·桑德兹(注:在1981年北爱尔兰梅兹监狱绝食斗争中去世的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英国国会议员),他的事给了我拍电影的冲动,后来才有了电影《饥饿》。
保罗·格林格拉斯:在很小的时候,电影院留给我的印象对我非常重要。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带我去看《日瓦格医生》时的情景,那是我童年最鲜活的记忆之一。拍电影对我来说就像是一种尝试,不断尝试去复制童年的美好经历。
阿方索·卡隆:我同意。电影《好家伙》开场的经典旁白就是:“打我记事起,我就想当黑手党。”同样,打我记事起,我就想当导演。
问:好导演和伟大导演区别在哪里?
保罗·格林格拉斯:导演的个人观点是一切的根基,伟大的导演能让你第一时间从他的电影中看到他的观点。
阿方索·卡隆:很多时候两者的不同只有时间可以判断,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头一年轰轰烈烈,三年后无人问津”的电影导演太多太多。当然也有一些影片,上映时没人喝彩,30年后却成了经典。所以说时间真是奇妙。
史蒂夫·麦奎因:我记得看《搜索者》(TheSearchers),约翰·韦恩饰演的退伍老兵一直暗恋自己的嫂子,带着这种微妙的感情,他在兄嫂被印第安人所杀、侄女被掠之后踏上了复仇之路。放眼西部片历史,如此世界观之下不忘保留一丝亲昵隐情的影片又有几部?约翰·福特(JohnFord)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导演。因为他对自己的阳刚一面和阴柔一面都能无所畏惧地表现自如。
李·丹尼尔斯:无所畏惧。这也是评判伟大导演的标准之一。跟随你的直觉,大无畏地与全世界分享你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
问:你们如何保持创作动力?
大卫·O·拉塞尔:活力,随时寻求生命力。拍片时我不喜欢在酒店房间里计划好一切,那样太死气沉沉。我喜欢直接,简单明了。有些演员告诉我和我合作的感觉就像是在蹦极,一头扎下去了。不过我觉得他们似乎都挺享受的。
保罗·格林格拉斯:创造活力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阿方索·卡隆:创作的过程可以有很多种。有些导演性格非常平静,比如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Rossellini),他会在拍摄期间整整消失一个星期,清理自己的思路——矛盾和混乱也是创作过程中的一部分。
问:拍过这么多电影,发生矛盾时,你们的处理方法有没有改变?
史蒂夫·麦奎因:积极面对,因为解决矛盾是导演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就是干这个的,问题不解决,工作就无法进行。带领大家拍电影的是你,无论发生什么问题,作为导演都必须要去解决。
李·丹尼尔斯:有时候事情刚好不凑巧,你的演员看问题的角度跟你正相反,你就要想办法哄着他们用你的角度去思考。我实在不喜欢哄人这件事……
问:拍电影时,你们的日常生活会受到哪些影响?
李·丹尼尔斯:在拍摄期间我接触不到我的孩子,这一直是最让我遗憾的。同时我也不顾上自己的健康,作息不规律,和亲人朋友也没办法见面。即使终于关机以为能松口气的时候,回家才发现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处理。这一行真的让我付出了很大代价。
保罗·格林格拉斯:对我来说,找到工作状态和家庭关系的平衡要容易一些。这并不是说感情不再强烈,也不是否认那种孤立的感觉,只是经过这十几年,处理问题相对要熟炼多了。
大卫·O·拉塞尔:导演工作不是人人都可以胜任的,做这行,你的家庭必须要面对这件事。
李·丹尼尔斯:我曾经一口气连拍两部电影,那绝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期间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少得可怜,而那时他们刚要上大学,面对很大的生活改变,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他们身边。
问:作为电影人,你们觉得当下最严峻的挑战是什么?
保罗·格林格拉斯:保持严肃电影在主流电影中的一席之地,近两年我们看到这一类电影的空间被明显压缩,今年也是如此。这是当下最大的挑战,严肃题材能不能一直坚持下去?
李·丹尼尔斯:筹拍《白宫管家》的时候,好多制片公司都让我吃了闭门羹。现在我很高兴能对他们说,“嗨,看见了吗?你们错了,美国人愿意看这部电影,不光是黑人,我们没白努力。”
大卫·O·拉塞尔:已故的制片人劳拉·泽斯金对我说过:“大卫,你必须为自己的电影而战”。我相信她这句话是出自内心。从项目开始,到剧本写下第一个字到最后所有镜头制作完成,坚持下去,绝不放弃,因为战役永远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