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主播郎永淳自揭三次摔倒 妻子患乳癌

央视《新闻联播》主播 对重病妻子不离不弃，坚守挚爱

节目现场

　　播出频道：BTV青年频道

　　播出时间：4月19日21：25上集 4月26日21：25下集

　　重播时间：5月4日14：30

　　作为有影响的读书栏目，北京电视台《书香北京》已经连续三年在“4·23世界读书日”推出特别节目。据《书香北京》制片人吴玮介绍，今年的特别节目希望引领当下关于人生价值的深层思索，传递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力量，鼓励年轻人发现阅读的乐趣，激励他们坚定理想，坚定信仰，实现每一个人的中国梦。

　　今年“世界读书日”《书香北京》再次重磅推出全长180分钟特别节目——《书香北京·读书有道》，以“生命的活法”为主题，邀请嘉宾以真实的经历、真诚的语言倾情演讲。

　　生命的活法，其实是一个哲学命题，直到站到这个舞台上的这一刻，我才敢静下心来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想，到底“生命的活法”这样一个命题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想这一命题对于每个人来讲，都会有不同的选择。我们因为一次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因为这样的偶然，我们就要苟且地活着吗？我想肯定不是。

　　大家可能会问，什么是好好地活着？在我的词典当中，好好地活着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跌倒后要漂亮地爬起来。我有很多跌倒的过程，但是，我希望自己即便跌到了马里亚纳海沟那么深的海底，还能够有一种动力，让自己弹回海面，甚至能够有动力向着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攀登。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40年的人生历程中三次难忘的摔倒和挑战。

　　第一次

　　摔倒——初三复读

　　挑战——就业压力

　　第一次是我初中时的复读。我出生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农村，一路上学过来，直到初二还是一帆风顺，没有在成绩上输给过别人，都是第一名。但我这个学习标兵进入初三遇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于一大批班里的复读生。他们有的是初四，有的是初五、初六，都是农业户口，他们希望通过复读，最终考上心仪的学校，摆脱做农民的命运。

　　刚进入这个班级，我就崩溃了。老师讲出的所有内容，他们都已经了然于胸，老师还没写完一个题目，他们都已经可以写出答案了，我感觉跌落到冰窟之中。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找不到我的自信了。那时，我最想看的一本书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当时的心境和塞林格描写的那个美国中学生一样，也希望逃离现实。

　　第一次初中考试，我的成绩由原来的第一名跌落到几十名开外。我告诉我爸，想复读。我是被自己击垮，不是被我的这些复读的同学击垮，但这是我第一次摔倒。

　　经过努力，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1989年，考进南京中医学院，学针灸专业。那个时候的大学很难考，全国大学生只有50万，能有幸进入大学读一个医学专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我没想到，第二次挑战又摆在了我的面前。

　　针灸是一个很神奇的专业，通过小小的银针，就可以救人于病痛之中，我觉得自己特别崇高。

　　大二时，我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一任就是两年。那时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社会，也让我养成了年少轻狂。大三时，学校会送一些优秀的学生到南京师范大学攻读思想政治专业，学习两年可以回学校做辅导员。需要大家主动报名，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我会选择这样一条路径，但是我没有，他们非常诧异，做教师也是非常崇高的职业呀。但是我总想实现当时的理想：好好学习针灸，将来做一名医生。

　　事与愿违，1993年我到中医院实习的时候，就感到了就业压力。那时我非常苦闷，一些同学去做医药行业的销售代表，我也不愿意。怎么办？这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成为我的枕边书，它带给我很多精神上的鼓励，让我在这样的挑战面前不倒下。

　　第二次

　　摔倒——转行不易

　　挑战——自我成长

　　1994年春节后的一天，一则招生启事让我看到了一扇新的大门：北京广播学院招收播音主持方向第二学位学生。我好像突然抓到了一根稻草，我应该到北京来，考北京广播学院。

　　考广院，我是为着一份名和一份利，但实际上我什么底气都没有。幸运的是，考试进行到一半，考官就对我露出了灿烂的笑脸，他说我们希望招的第二学位的学生，一定要有第一学业的专业背景。他给了我很多肯定和鼓励，让我看到了一线希望。1994年6月，我等到了那张等待已久的北京广播学院的入学通知书。

　　大学的转行并不容易，这是我面临的人生又一次挑战。我家首先不愿意。爸爸说：已经供你上完了大学，你如果选择做医生，可以不再成为家庭的负担，为什么还要去上学呢？妈妈说，既然他有自己的选择，就让他去吧，就像当初复读一样，告诉他只有这一次机会，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1994年我来北京时，父亲给了我3900元钱，告诉我这是家里最后一次给钱。3900元，交了2000元学费，1000元住宿费，剩下900元。怎么活？打工。我拿着我的录音带毛遂自荐，有幸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交通台接纳，一时之间我突然成为班里的土豪。

　　最大的一个馅饼是1995年3月掉下来的。中央电视台要开办午间新闻30分节目，我是最后进入考场的人，得到了那块像中奖一样的馅饼。

　　1995年4月7日，世界卫生日，那一天，我坐上了直播台，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和大家见面。一石激起千层浪，专业人士说，一个没学过播音的人，怎么能够播新闻？我的压力特别大，之后的近半年时间，我在不停地否定和肯定自己中徘徊。我该怎么办？

　　非常感谢我当时的领导，给了我很多鼓励，他希望我走一条新型主播的成长之路。每天早晨8点钟，要和编辑们一块梳理稿件，从事编辑工作；12点作为一个主播，在演播室里处理好半小时的直播；节目之后，总结全天节目的表现；下午两点，跟随记者组同行们去了解社会。

　　西方媒体有一个概念：媒体工作者是社会的瞭望者。但是我想说：东方媒体人既是社会的瞭望者，也应该是大地的丈量者。所以在1995的时候，只要有时间，我就和我的记者同行，一起去做社会丈量的工作。

　　第三次

　　摔倒——妻子患病

　　挑战——共同面对

　　第三次摔倒，是2010年，我在广州亚运会做前期的采访报道，夫人说你尽快到深圳来，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跟你商量。

　　结束工作，当晚11点钟，我赶到深圳。她把我迎进门，自己悄悄进了卫生间，我没有感觉到一丝的变化。我轻描淡写地走到床前，拿起床头的iPad，打开搜索栏，“治疗乳腺癌”五个字闪现在我面前。

　　我终于懂了，原来在这个时刻，那个该死的癌症敲上门来。

　　那时，我给自己取名安之，也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我轻轻地抚慰她，告诉她这就像感冒一样，既然来了，就科学地面对它，幸好我们还有医学的背景，幸好我们还有医生朋友，幸好我们发现得还早。

　　把她哄睡了之后，我百感交集。2010年，我39岁，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家庭中突然出现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变故，我几乎一夜没睡。

　　两个月后，夫人说我终于想通了，我们俩都应该把心头的这块石头放下。得病不是一件耻辱的事，不敢承认、不敢面对、不敢说出来，才耻辱，当我们说出来，勇敢去面对它了，心头的那块石头才能放下来。她把她的微博拿给我看，当我看到微博上很多未曾谋面的朋友，给了那么多鼓励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次的摔倒，我还有勇气再一次站起来。

　　2012年年底，夫人的肿瘤发生了肝转移，转移意味着她的愈后不乐观，未来的生存和生命对她意味着什么？我应该怎样去面对她？我做了一个动议，希望孩子能够到美国上学，夫人陪读和休养，调换一个环境，来激发她自己内在的动力

　　8月份，夫人和孩子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我的方案。夫人去陪读和休养，孩子在那儿茁壮成长。这个过程中，我也在逐渐地成长，我知道我不能停歇，我要继续做那个旋转的小彩旗。

　　今年2月14日，我和夫人共同执笔的随笔集《爱·永纯》呈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希望通过书来分享我们在过往的生活中一系列跌倒、爬起。

　　其实人生就是不断跌倒、爬起的过程，重要的是我们跌倒之后能不能够再次爬起；在我们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忘记曾经跌倒，会不会得意轻狂。

　　我经历了那么多的跌倒和爬起的过程，最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世界就是一面镜子，你向它笑，它就会还报你笑容；你对它哭，它就会回报你一个哭的脸庞。所以，世界以痛吻我，还是让我们报以欢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