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崛起纪实：后雅各布时代该如何走

过度解读：戛纳影展崛起内幕

　　曾经一位来自香港的制片人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和其他电影节。”戛纳在电影人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既不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影节，也不是一开始就遥遥领先，戛纳的崛起更多来自于他的掌舵人吉尔-雅各布。雅各布1978年走马上任首席代表，用一系列的措施加速了戛纳的发展步伐。如今，这个已经浸润了67届沧桑风雨的电影盛宴，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市场最活跃、展映影片质量最高、明星光芒最为闪耀、话题最多最热的电影节。对比高冷的金熊和艺术的金狮，戛纳牢牢把持着电影节的皇冠和宝座。

　　这是雅各布在任电影节主席的最后一届，像他在1978年被戛纳首任主席勒布埃委以重任的交接一般，这本《戛纳影史》又书写到了一个临界点。如果我们像英国历史纪年表一样给这37年下个定义的话，那么在“勒布埃王朝”之后的1978年至今，就是戛纳影节的“雅各布王朝”，雅各布的这些政策，也可被看作一次名叫“雅各布新政”的改革。

　　（注：图解阅读顺序与正文无关）

　　监制、主编：陈弋弋

　　副主编：钱德勒

　　撰稿：康一雄

　　策划：王玉年、梵一

　　图解设计：陈瀚

　　编辑：梵一

戛纳王朝世系图

　　第一章 戛纳影节“雅各布新政”选片政策：

　　宽容度最高，商业和艺术并存

　　影展的核心是电影。要办好影展就需要好电影。入围电影的风格水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影展首席代表和少数选片人的品位和意志。一小批人的品位和意志影响着最终的入围者和得奖者，全世界的人都在看，这是一种莫大的责任和挑战。因此，如果说戛纳电影节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选片口味可以看作是它的文化政策，而吉尔斯-雅各布“统治”下，戛纳的选片政策有着鲜明的宽容性。

　　从***片到诗电影，戛纳不错过任何装腔的机会

　　雅各布说：“只有当影展的片单是由一个爱电影的人，而不是选片人选定的时候，片单才有可能是完美的。我希望即使我错误地舍掉了某部电影，也是为了一个正当的理由。”40年来以雅各布为首的戛纳执委对好电影的重视，对好导演的爱护不分年代，不分国界。

　　戛纳影展力推的电影总是介于奥斯卡的主流商业类型片和威尼斯的晦涩艺术电影之间，要在内容上具有艺术性而不落俗，也要在形式上可以被相当数量的观众所接受。

　　戛纳对多种风格的艺术电影兼容并包，费里尼的超现实主义，奥特曼的群像电影，库斯图里卡的荒诞喜剧，迈克·李的舞台剧风格，安哲罗普洛斯的诗电影，达内兄弟的伪纪录片，林常树的惊悚***电影，锡兰的视觉系长镜头，哈内克的极简主义……都曾在戛纳影展的竞赛单元亮相。

　　同时戛纳也频频邀请商业电影入围展映。戛纳往往在若干影响力较大的好莱坞系列商业片中各选一部拿来做展映，梦工厂就倍受青睐。专门播放老片的“戛纳经典”单元也不时出现年代久远的好莱坞商业片。戛纳还会不定期举行“惊喜放映”场次，将一些备受期待的未完成影片的片段拿到媒体面前，《一代宗师》就是如此。

贝尼尼激动抱住斯科塞斯大腿

　　选片故事：《美丽人生》的戛纳晋级路

　　选片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特别是公布片单前几天的最后定夺，用雅各布自己的话说就是“问题不在于选择哪个，而在于放弃哪个”。1998年戛纳前夕，雅各布手上有不少意大利电影送选，其中包括罗伯托-贝尼尼的《美丽人生》。为了照顾入选国家的多样性，雅各布不得不在《美丽人生》和另一部意大利电影中选择一个入围竞赛单元，此前，贝尼尼此前从未入围过戛纳。

　　第一轮审片结束后，负责《美丽人生》北美发行权的韦恩斯坦主动和雅各布“断绝联系”，

　　最终使得雅各布决定让本片进入竞赛单元。当马丁-斯科塞斯宣布《美丽人生》获得评审团大奖时，贝尼尼激动地拥吻台上所有人，甚至跪倒在斯科塞斯面前，五体投地不停作揖，激动地说：“谢谢你们给我颁金棕榈奖！……我得的这是什么奖？哎哟我兴奋得以为自己得了金棕榈奖！”后来，这部从戛纳走出去的电影后来大放异彩，作为外语片提名7项奥斯卡奖并得到3项，成为纪念二战犹太人遭遇的喜剧电影中的翘楚。

雅各布人物资料及“雅各布新政”

　　第二章 戛纳影节“雅各布新政”政治态度

　　外交与内政：你不去搞政治，政治会来搞你

　　戛纳和柏林两个影展都对影片的政治性非常关注。柏林的政治性是来自于艺术总监迪特-科斯利克，他是学政治出身。戛纳的政治性则是和法国的行政制度有关，政府参与电影产业的比重很大，官方推动的电影项目在戛纳得到很多展映机会。

　　受打击的会得到青睐，唱赞歌的则备受冷落

　　雅各布上任首席代表的1978年，恰是意识形态对抗处在最紧要关头的时期。从那时起，东欧剧变前的最后十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土耳其政变，智利政变……一直到最近的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暴乱、乌克兰危机，第二、第三世界的社会变革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这个有能力的总监不但没有让影展这艘船在政治巨浪里粉身碎骨，还借着潮流的推动力让影展大踏步地前进。

　　戛纳向来不惮以最政治的眼光看待第三世界国家的影视界，受打击的会得到青睐，唱赞歌的则备受冷落。中国影人也是戛纳影展政治导向的“受益者”或者说是“受害者”，入围者或是故事本身极具政治意味，或是编导主创深陷体制漩涡。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张艺谋还是一个单枪匹马闯西方，在欧洲影展冲锋陷阵并最早夺得大奖的半地下导演。后来的《一个都不能少》被认为是美化政府，没能入围戛纳竞赛，也让张艺谋一气之下投奔威尼斯。

《华氏911》夺得金棕榈现场

　　金棕榈奖与世界政治风云轶事

　　1981年号称“靠艺术颠覆波兰政体的国师”安杰伊-瓦伊达凭《铁人》拿下金棕榈奖，这部讲述工人运动的电影随即被波兰当局列为禁片；伊尔玛兹-居内依在监狱中完成的反映土耳其政变的电影《自由之路》，和“政治电影专业户”科斯塔-加弗拉斯的反映智利政变的电影《大失踪》分享1982年的金棕榈奖；2004年迈克尔·摩尔的反政府纪录片《华氏911》登顶金棕榈，成为戛纳史上第2部、雅各布上台后第1部夺得金棕榈的纪录片……

　　今年的戛纳仍然赶上了政治大潮，谢尔盖-洛兹尼察的纪录片《广场》把镜头对准乌克兰危机中的基辅游行群众，奥萨玛-穆罕默德的纪录片《银水》则以叙利亚暴乱为核心，两位嫡系导演今年凭借各自祖国的政治话题回巢戛纳，参加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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