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2》争议：中国电视无批评只有吐槽

　　第四集《家常》中的一对河南来的母女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除了对红烧肉的做法表示质疑外，部分观众还认为有些内容“过分煽情”、“太做作”。

　　王韧认为，“挂面爷爷”这个一生忠厚、勤奋的老人，都在他的景别、角度中表现了出来，导演的剪辑堪称手艺。

王韧因其敢说敢做的风格被朋友称作“王大炮”。

　　在王韧看来，《舌尖2》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一组人物是《心传》一集里菜籽油的那一组。当最后出现榨油的壮汉们光着膀子对着镜头憨笑，就给观众提供了联想的空间。

　　“我有话要说。”正当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部(下称《舌尖2》)处于风口浪尖之际，上海纪实频道《大师》栏目总导演王韧主动致电早报记者。与记者刚一见面，这位敢说敢做、被朋友称作“王大炮”的导演便直奔主题：“《舌尖2》多火，连我这样的人也来凑热闹。”

　　《舌尖2》的8个分集导演中有6人与上海有关系，其中家居上海的就有4人。而最近备受争议的第4集《家常》的分集导演邓洁，正是《大师》栏目组编导。一个月前，《家常》最终剪辑完成，邓洁把片子带回上海交给王韧。王韧一边看一边告诉邓洁，哪些地方拍得好，哪些地方“必须要改”，当邓洁告知“成片已经入库，动不了了”时，王韧在看片现场遗憾地直拍大腿。

　　《家常》播出后，争议不断，邓洁因此备受指责。对此，王韧“很心痛”，“我看片子的时候，《大师》组所有编导都参加了，当时看到不足的、不好的，就暂停了细说。但那是一次业务学习，今天我要为‘舌尖’说话。”

　　王韧认为，应该替《舌尖2》的创作者说句公道话，“‘舌尖’做到了用心用力，它的不足可以说是中国电视的不足，但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没有电视批评。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们为此付出了什么。”更要命的是，网络风暴中夹杂着的语言暴力。可这些在王韧眼中却是“财富”，“我要祝贺‘舌尖’的导演们，这么年轻能经历这样一次“大批判”，是何等的财富！”

　　“大部分吐槽都不在点儿上，怎能客观？”王韧说，“我理解大家对《舌尖2》的争议。期待高、期待太久，又太有名了，人红是非多啊，而且央视9套商业化的周播运作，既留足了期待的空间，也留足了吐槽的时间，又居高而不做相关引导。”王韧认为关于《舌尖2》的争议，部分人泄愤似的挑毛病，已经引起鉴赏上的混乱，“中国电视本来就落后，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首先必须肯定，‘舌尖’在艺术上是一部难得的佳作，参与拍摄的年轻导演都竭尽所能。这是他们探索期的作品，如果我们不抱着宽容的心态，将来还有谁会去拍这样的纪录片？！”采访中，王韧对前后两部“舌尖”的比较，《舌尖2》的人物、叙事以及它现在面对的网络困境都一一做了解读，“王大炮”的风格尽显无遗。

　　谈主题

　　美食是人创造的，所以必须讲人，没有人哪来“舌尖”。

　　东方早报：有些观众认为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好看了，这是心理作用还是新的表现手段带来的影响？

　　王韧：我和他们的观点正相反，我认为就语言表现力来说，《舌尖2》高于《舌尖1》。后者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作品？因为当时是“三聚氰胺”、“苏丹红”刚刚过后，“毒大米”、“毒土壤”什么的也在到处被传播，食物安全堪忧；另一方面，中国人好吃，食文化中有无数可说道的东西，荧屏上到处是做菜类的节目泛滥，但就是没有一部像样的纪录片。历史与现实、人的理想要求与现状的反差让片子一下子热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算得上好片的绝不是“舌尖”一部，但只有它成了老少争说的一部热门片。

　　而《舌尖2》的语汇则更丰富，如把一组写意或装饰感强的画面与原生态的纪实段落相接，常常为观众留出大空间。

　　东方早报：有评论说《舌尖2》花大量笔墨说人物有些“跑题”，你怎么看？

　　王韧：美食是人创造的，所以必须讲人，没有人哪来“舌尖”，看美女私房菜好了。第一季也没少讲人，你看第一季中卖黄馍馍的老汉拍得多好，人物纪录片的典范！我认为“舌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纪录片，正是因为它有人物。关注人有什么不对？

　　“跑题”不是因为关注人物，而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写食物和写人之间的关系。个别段落中人和食物的配比有些失衡。换句话说，对人物和食物的叙事角度，或者是两者之间的分寸没有把握好。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物没有处理好，就认为不应该拍人，为什么“挂面爷爷”被这么多人记挂在心里？大家记住他是因为挂面好吃吗？显然不是。

　　“舌尖”本来就不是一部谈吃的纪录片，它火热的根本在“食文化”。中国的食文化有两个推动力，其中一个就是民族的智慧和爱心，当贫困和食物单调的时候，智慧就迸发出来，比如山西的面食就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智慧。环境越恶劣，历史越悠久，文化越深厚，小吃越丰富。我说的这点仅仅是中华美食的一个背景，构成不了全片，构成全片的依然是人和食物的关系，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

　　谈人物

　　一首唐诗里有一句好句，整首诗就可以千古流传。“挂面爷爷”就是《舌尖2》中的好句。

　　东方早报：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西藏林芝的白马占堆和“挂面爷爷”这两个人物，都在平常中说出不平常。

　　王韧：同意。在创作上，西藏采蜂蜜这个镜头是珍贵的，值得褒奖。不以常态为满足，动脑筋想办法，不管树是两米还是十米，能让镜头跟着主人公的运动一起升高，这种表现是在向你的拍摄对象表达敬意。说它是抄的，说明你太爱这部片子了，其实，镜头的运动就那几种，戏法人人会变，就看你愿意不愿意花这个力气，是否有这个心去花这个力气。抄袭也好致敬也罢，导演真的就那样花了力气。

　　不过我是很羡慕，当年我拍人民英雄纪念碑，用大特写把“人民英雄”满屏地一个字一个字移动下来，这种对被摄体用大特写贴着横移或升降，让镜头传递了一种抚摸感。但是我的片子没人爱看，自然也没人关注了，也更不会有批评了。所以我是真诚祝贺“舌尖”的导演们：你们的片子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并因为你们的作品形成一次网络风暴，可喜可贺！这可不是人人能得的荣誉。虽然刚才听说这么巨大的网络风暴背后就是五个主要推手，但我还是要恭喜。

　　另外，“挂面爷爷”那个形象真是太好了，这个村里肯定有无数个“挂面爷爷”，为什么选择这一位，这一定是导演的功劳。七十多岁的陕北老汉，牙齿都掉了，但他们拍得美轮美奂，一个一生忠厚、勤奋的老人，都在他的景别、角度中表现出，其眼神、动作都让你入心，不会忘记。真是好。导演的剪辑算得上是手艺了。现在电视不好看，剪辑乱就是一个原因。

　　还有，可能观众感觉不到，就是导演调动了所有的影像拍摄手段交代他们的生存环境。刻画了被黄土与山石环抱的村庄，这种生存环境的刻画在这个段落里非常重要，是写“挂面爷爷”和他后人的重要笔墨。正是有了这些笔墨，使得观众对人物产生了一种尊敬。你看这个段落最后的一个镜头，是用一个长长的航拍镜头向老汉他们一家、向黄土高坡告别。

　　一首唐诗里有一句好句，整首诗就可以千古流传。“挂面爷爷”就是好句，一部片子里有这样一个人物，足矣。你想想看，黄土高坡的山崖边，一个从不为人所知的老汉的去世，都能成为新闻，让全国人民记挂，这就是“舌尖”了不起的地方。

　　东方早报：《家常》里选择一对河南来的母女来讲红烧肉让部分上海人不太能接受，你怎么看？

　　王韧：人没有选错，而且选得非常好！一个非上海人能做红烧肉，做得那么晶莹剔透，这不就是红烧肉的魅力吗？就算选择一家地道的上海人来做红烧肉，也会有人跳出来说，他们家做的程序不对，没有我们家做得好。我认为这个段落是没有布好局，叙事结构有问题，人物肯定是选得好的，它勾勒了一个流动的中国。

　　东方早报：强调5年没回家哭诉的镜头让观众觉得“过分煽情”、“太做作”，你会给邓洁什么建议？

　　王韧：她起笔从太行山转到同样高耸入云的陆家嘴高楼群，镜头从云端落到地面，多好。但母女俩的亮相两三句即可，紧接着就必须马上“舌尖”，他们千里迢迢带来的家乡的味道——河南抻面。现在的布局是人物交代的时间过长。一亮相必须讲主食。主食讲过才能讲生活。你可以说“她在上海已经做了5年的抻面了”，但不能单独说“离开家5年了”。因为人物一定是紧紧围绕着“舌尖”，抻面之后是孩子在学琴，学琴之后是母亲去买菜。再说学琴，红烧肉再出来。这就是她们的生存故事与她们的“食”形成ABAB交替的叙事结构，也是段落节奏，这就没问题了。

　　红烧肉怎么说，要说一句过渡一下，比如“上海是个奇妙的地方，它会吸纳你，你也就学会它的很多东西”，这样“红烧肉”才能出来。

　　我很喜欢片中女儿在演奏厅里演奏的段落。就是一种象征。在一段非常纪实的段落之后，接上一段非常艺术的段落，这种反差就是现在很少能够被掌握的一种语言。我们现在所谓的大片仍多为解说贴画面，仍然是慷慨激昂，你去看《公司的力量》、《大国崛起》都是线性的思维，没有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

　　还有一点，最后的镜头应该是女儿获奖，而不是妈妈的哭诉。

　　东方早报：其实《家常》这集中有一个很好的人物，就是登山的小伙子，直到最后一个镜头我才发现他是一个单亲孩子，爸爸半年才见一次，他和爸爸一起吃饭时的场景还是朴实感人的。

　　王韧：据我所知，四川泡菜这段的主体本来是登山小伙的姑父。按常理，也应该是做泡菜的人，而不是吃泡菜的人，邓洁在处理这个段落时，其实做了两个版本。一个是以姑妈为主，一个以登山小伙子为主，但导演两相比较后，用了登山者做叙述主体的那一版，最后的点落在他与父亲身上，这个比苗家留守儿童那个段落巧。如果以姑妈为主，最后小伙子去给爸爸送饭，那又可能会在网络上被狂欢了。这就是叙事主体不同的选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东方早报：在塑造人物上，你认为哪一组最成功？

　　王韧：《心传》里菜籽油那一组。导演调动了所有能够调动的手段，把榨油的力量传达出来，先告诉你榨油的古老，然后松弛下来，一段纪实的段落，他们每天烧菜烧饭，包括油怎么储藏，当所有的段落结束的时候，每人一个笑脸。时间不多，大概也就5分钟，但有足够多的视听特效手段，还用了高速摄影的画面做交叉剪辑，当最后出现榨油的壮汉们光着膀子对着镜头憨笑，就产生了联想的空间。在这些可供思考的空间中，你会想到这个农耕民族走过了那么多年，虽然是在一个村庄里，你也可能联想到很多的现实，他们的将来会怎么样？让你感受到父辈几千年就是这样过来的，这对于我们自我认知是很有帮助的。挂面爷爷那段也很成功，是成熟的语言。

　　东方早报：如果总是用笑脸，观众是否会感到疲倦，难道不可以根据不同人物的状态用其他的来代替吗？

　　王韧：其实我们在2007年《***之道》就用过，我只能从自己的体会谈，为什么想出这个东西，这也是没招，你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和篇幅把他的人生全都记录下来，那就得留白，所以用了笑脸。

　　电视是形式感的艺术，但不能过分强求。就像篆刻的印章，不管你阳文还是阴文，边都是要破一破的，才觉有变化。但当电视这种形式感通篇贯穿的时候，本身也要有变化，要有破一破的地方。当然不一定是微笑的特写，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是前面要有精准的铺垫，当纪实段落积累到足够之后才可以出现写意或装饰感强的画面。

　　谈叙事

　　画面重要还是文字语言重要？我从不问。我强调的是“得体”，讲恰当好处适得其所。

　　东方早报：《舌尖2》在叙事上做了很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不是有些冒险，因为一旦多组人物的交叉出现且没有融合好，不仅没有增添可看性，反而降低了人物的辨识度。

　　王韧：我又要讲为什么说“舌尖”是一部用心用力的片子。

　　你说的这种交叉，天南地北、春夏秋冬、高山大川、水乡山谷，季节的反差、地域的反差、文化的反差、外观的反差，镜头就在其间大跳，这使他们每一集几乎跑遍中国。这样的用心用力，像我这样的人是完全能体会的。正是靠他们走遍中国，南北东西，高原与平原，山村与水乡，僻壤与都市，营造了叙事中的反差也就是对比。高山和高楼，偏远的山村和繁华的都市，贫瘠和富庶的对比都很强烈，有弹力。弹力强，节奏感就明显，转场也舒服；这样也使2分钟换个场景、5分钟换一个故事、换一个人物有了可能。这种段落间的差别也是一种对比产生力量，拉住你让你看下去。《舌尖2》的前四集这一点做得很自觉，尽管它在叙事节奏和结构上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总之，舌尖的影响力是与年轻导演们的用心用力分不开的。至于你说的人物辨识度的降低，可能是他们压力太大，将节奏推得太快了，密不透风做到了，舒展则不够，我想这里有经验问题，也可能是自信不足。

　　东方早报：以前我们纪实语言，或者说纪实导演使用的是什么方法？能不能具体谈谈前边说过的自觉性？

　　王韧：可以这样说，到今天为止我们绝大部分导演做片子是没有蒙太奇的。

　　电视里文学叙事太少了。文学叙事有两种，一个是解说词的叙事，另一个是由画面和声音组成的视听语言的文学叙事，背后的精神应该有文学的精神。在《舌尖1》中，卖黄馍馍的老汉的故事为什么精彩？寥寥数笔，把食物的一个自然过程和食物的几千年历史交杂在一起，当中穿插了纪实，结尾告诉你，在最寒冷的冬天，老汉两个月可以卖掉15000个馍，每个馍1元钱，刨去成本赚8000元，这就是人生。

　　整个黄馍馍段落有一个隐性的结构，那就是老汉卖黄馍馍的三声叫唤。第一次是朝阳洒在老汉的脸上，生命的自豪感都有所体现。到了傍晚，老汉迎着北风，“卖黄馍馍！”陕北老汉的生存状态令人过目不忘。这种东西在第二季里就变成了自觉。

　　东方早报：电影强调电影语言，电视纪录片为什么那么强调旁白？电视纪录片到底是视听语言重要还是文字重要？

　　王韧：纪录片作为一种视听语言，它里面就包含着文字，文字是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画面上的字幕出现时，它属于视觉元素的范畴，当作为解说出现，又属于听觉元素的范畴。听有听的要求，看有看的审美。这个层面只有真正的电视手艺人才在琢磨，教授们不懂。

　　你说画面和解说哪个重要，这一直是困扰中国电视从业人员的问题，画面重要还是文字语言重要？以前还有一个问题是画面重要还是声音重要，大概现在也在问。

　　我从不问。我强调的是“得体”，讲恰当好处适得其所。电视你要多快好省，它的需要量太大了，所以我们总是借助文字语言的旁白。

　　今天的纪录片解说词有两大问题，一是缺少文学性，二是有了点文学性便又太拽。《舌尖2》开篇，“不管是否情愿，生活总在催促我们迈步向前” ，这个是押韵和柔软的，这个是文学。但它有“拽”的嫌疑，不妨再简洁一点，改成“生活中的我们总在向前走着”，或“总在行进着”。因为生活概念很大，虚了，生活“催促我们”还没有直接的形象，观众又得绕个弯，不好。

　　文学有虚幻的一面，习惯了这种思维模式的都会喜欢，但这种小说式的语言习惯和文学思维，不应属于纪录片的范畴。这难啊，我也时常来两下“拽”词，给自己壮壮声势。接下来，它简洁地进入主题：“人们整装、启程、跋涉、落脚”，短短八个字描述了人类社会活动，“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一下子“舌尖”就可出场了。

　　“从个体生命的迁徙到食材的运输，从烹饪方法的改变到人生命运的流转”，四个关系层层递进，四个都扣着“脚步”，文字的工整和语义的周延，完全有文学性。但是后面它写白马出场的小说式的文字我不喜欢，应该再简洁和白一点儿。

　　陈晓卿可能一直深陷在美食里，忘了语言删繁就简的重要，还是没过华丽这一关。

　　谈批评

　　假使我们有健康而发达的批评，那对中国电视一定是有帮助的。批评将好的张扬出来，并能揭示出个中的道理。帮助作者，培育观众，是电视批评的动力所在。

　　东方早报：现在有人指出，白马占堆爬树的镜头被指出爬的不是40米树，而是2米的树。有些观众始终纠结于纪录片镜头是否原创、是否真实，你怎么看？

　　王韧：纪录片始终是一种商业生产，是一种艺术创作，它是一种主观驱使下的活动。我觉得观众还不知道纪录片的真实到底是什么真实，纪录片真实有三个层面：事实的真实，逻辑的真实和真理的真实。有这样三个层面，你只认一种真实，对于纪录片创作的理解可能就会狭隘。

　　东方早报：如果强调人物，也有作家批评《舌尖2》并没有体现出人物的命运。

　　王韧：只要记录了人物的生存状态，就含着他的命运在里边。所谓的“纪录片一定要有完整的人物命运”，这其实是从概念出发的伪命题。

　　所以，文艺批评，就是电视批评应该有四个必要条件。首先要知道其中的艰辛和甘苦，设身处地地了解了才去解读作品，这当属陈寅恪所说“了解之同情”。第二，要有自己明确健康的电视发展方向。第三，你要知道今天的电视语言的弊端、问题和发展程度。

　　再有，那就是能够关心社会、关心当下、关心他人。当然，还要符合视听语言特征和规律，属于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我以为这是有效、有益的电视批评的大前提。

　　东方早报：大家的拼命吐槽，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对片子的喜爱？

　　王韧：是的，我想应该肯定《舌尖2》的艺术成就。到今天为止，就视听语言的艺术表现来说，它超过了央视以往的大片。但它存在着很多的不足，结果影响越大，观众的要求也越高，这个也很自然。

　　但是，在《舌尖2》的争议中，可以看到一个大问题：中国电视没有批评，只有吐槽。前四集收视率最高的是《家常》，但争议最大，吐槽最多，甚至发展到网络暴力。整个过程就是没有批评的帮助。

　　我们现在没有电视批评，自然也没有电视批评的理论。网上不缺少意见，也不能说所有的吐槽都无聊，但我总以为观众表达任何直感都是有益的，只要你不是谩骂、攻击和造谣，但这仍不能等同于批评。

　　过去文艺批评培养了像巴金、沈从文这样的大家，像鲁迅的批评就培养了萧红、萧军这样的作家。批评家可以提高大家的理解水平，帮助导演成熟，评论家要有建设者的胸怀和态度。鲁迅在晚年曾呼吁：“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不管是《舌尖1》还是《舌尖2》的导演们，他们是有苦工精神的，批评就应该从片中看到这一点，给予表彰。

　　而“舌尖”一片中，有些叙事不经意地显得高了，调门高了，姿态高了，批评者可以条分缕析地讲出来，帮助作者，以提高社会的整体欣赏水平。我想这当属于鲁迅那种“文明批评”的范畴。记得鲁迅提倡“泥土”精神，到了晚年，还疾呼“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

　　在评论的时候，同时也将鲁迅的这些事告诉大家，这就是迫切需要的电视批评。如果更深入一点，鲁迅为什么会提出“苦工”和“泥土”的精神，要知道，鲁迅是绝望的，但他一生都在“反抗绝望”，做苦工就是鲁迅反抗绝望的身体力行！今天我们其实电视批评是缺失的。多少年来为什么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和我们社会文化伦理、道德水准滑坡是同步的。大家都不需要批评，大家都害怕批评。

　　假使我们有健康而发达的批评，那对中国电视一定是有帮助的。批评将好的张扬出来，并能揭示出个中的道理，另一个就是有坏的说坏，但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作者，培育观众。这是电视批评的动力所在。

　　时间(纪录片导演)说得好，“‘舌尖’是对中国纪录片的又一个普及，但是请不要忘记纪录片永远是反思的。”这是批评的又一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