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我不是道德楷模 不嫖娼就不错了

崔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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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分化得很厉害，我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

　　微博，是崔永元与外界相连的最便捷的途径。但他自认为还是与时代脱节了。他的证据是自己连长微博都不会发。为了发篇长文，他连续发出十五条短微博。网站看不下去，派了人当面教他。

　　他也用微信，但不会发朋友圈。他的微信主要是与海外的朋友联系，遇到老物件可以随时沟通。一位在日本的朋友发现了他想要的《日本联队史》，共103卷，出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崔永元毫不犹豫，按住语音：“买！”

　　30多万件藏品，也考验着崔永元的记忆，但如此的规模显然已很难完全掌握。在崔永元的身后的展柜里，摆放着抗战时期的日本瓷杯——日军每攻陷中国一座城市，日本国内会为其烧制一款作为纪念。崔永元说，瓷杯已很难收齐，即使要好的朋友开口，他也不会忍痛割爱。助理在旁边搭腔：“钱文忠老师已经拿走好几个了。”作为复旦大学的教授，钱文忠也是崔永元的好友。崔永元嗔怪：“他怎么什么都拿？”“我说那是一对不能拆开，他说既然是一对，那先拿一个就够了。”助理答道。

　　其实，崔永元很享受朋友“偷”走藏品的乐趣，这也意味着他也终于可以“琢磨”对方一两个老物件了。当然，他最大的快乐还是沉浸在那个已经逝去的时代中。

　　在二楼的电影博物馆里，中央摆放着大型电影放映设备，墙上挂着1923年的电影海报和1930年代的旗袍，展柜里放着周璇用过的墨盒和胭脂盒，拍《白毛女》时用过的镰刀，阮玲玉去世时守灵照以及被崔永元称为国宝的《武训传》的剧本。

　　“威震中国电影博物馆是毫无疑问的。”崔永元满脸得意。他把收集到的史料中颇有意味的内容摘录下来，贴在墙上。比如，他摘了著名导演沈浮婉拒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一职给电影局的回信：解放后我还没有一部像样的片子，而拍不出像样的子的最大原因是我脱离了生活，我原以准备下去生活的计划，这样一来，是不是还可以呢。

　　或许是感同身受，崔永元笑言，他甚至想把这段话拿给曾经的央视领导。除此之外，崔永元摘录的《平原游击队》剧本的审查意见更有代表性：全篇从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的对比上看，松井这个人物比较突出，李向阳虽然表现出了机智勇敢，但不如松井老练成熟。这个感觉主要是因为李向阳对敌情估计缺少表现，而表现李向阳机智的地方也是随手拈来，显得过于容易。“这就要打回去重改了。”崔永元笑着说。

　　在旁边一间馆室里，大多展出的是新电影的道具，《十月围城》里孙中山的帽子，《山楂树之恋》中的钢笔和脸盆，《三枪拍案惊奇》开场出现的波斯大炮，囿于空间无法展出的《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拖拉机。与之相匹配的是墙上贴着这些电影的海报，最新的《归来》也在其中。

　　在众多道具中，有一个破旧的铜号，那是冯小刚《集结号》中的标志道具。2003年，冯小刚《手机》上映后，崔永元对这部电影的批评曾被媒体热炒，在公众心中，二人一度失和。尽管11年过去了，但崔永元认为这个标志事件令他如梦方醒。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的初衷只是文艺批评，并误认为社会依旧有这种氛围，但媒体的反响和周边人的反应让他绝望，“这个社会怎么能这样，还是只对我这样，”崔永元日后猛醒，“其实是早就进入互联网时代了，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在此后长达十年时间，或许算作崔永元对网络时代的适应期。现在，他听说为了宣传电影会专门炮制男女主角的绯闻，也只会淡淡一笑，“这要是换以前，我肯定接受不了，心里会想这他妈还是人吗？”

　　如今，对于网络的喧嚣，他习以为常。但似乎仍然难以与这个时代无缝对接。6月2日晚，他在微博感叹，世界杯都是后半夜踢，简直是为自己举办的。这条微博引来1468条评论，而平时，他的微博评论只有一百多条。“你说这有什么可评论的，就是一句玩笑话，现在是越发无聊的掺和的人越多，要说正经的事，反而没人关注。”他有些不平。

　　崔永元也发现了与时代的某种代沟。他问90后的女儿和80后的助理，会不会去看电影《归来》。两人异口同声地拒绝了。“那你们会看什么？”女儿和助理的答案让他一脸失望：《X战警》和《小时代》。

　　崔永元马上想到一位韩国导演问他的问题：如果没有禁区，你会拍什么电影？崔永元想都没想：“粉碎‘四人帮’和‘913’事件。”这位导演说，他们曾想拍光州事件，但解禁之后，拍出来却没有人看了。“这个时代已经分化得很厉害，但我的观念还没有转过来。”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

　　“我不愿汇入这个洪流”

　　虽然已离开央视，但崔永元离它的地理距离并不算远。从传媒大学到央视新址不足十公里。但崔永元从未想过回去看看。“我从来没有进过‘大裤衩’，以后也不准备进。”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他原本要参加新台址的消防培训，之后才能拿到出入的证件。可在他刚要去的当口就听到了一个消息，处级以上干部可以不参加培训。小崔的轴脾气忽地冒了上来，“出现紧急情况，处级干部就不会迷路吗？这规定简直莫名其妙，不发证拉倒，我就不去了。”他对这座标新立异的大楼也颇有微词，“一个电视台的建筑和它的精神状态、品质是没有关系的。你用世界上最好的设备，但不一定能做出世界上最好的新闻。”

　　离职之后，崔永元也并不避讳他对央视节目的不满。“我现在看电视比当时做电视还累。”崔永元说，他难忍受的是节目中的一些做法。比如，现场连线，因为延时，相互打呼就用去十几秒时间；再比如，主持人说请看VCR(录像片段的简称)，这种说法最令他反感，“这都可以扇大嘴巴的。”

　　这反而勾起他对那个黄金年代的怀念，“想想当年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那多有力度。不论话题深浅，至少在引领社会的一个思考方向。现在的追求就是完成任务，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内在的精神品质和追求不断下降。”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然，环境也在改造着崔永元。1990年代，他是愤青，领导毙他的选题，他会天天去找领导拼命，节目哪怕一个一个字地修改，也要保证播出。这几年，他发现自己也在变化，选题不通过，那就多报几个，节目敏感，就在凌晨播出。“如果还不行的话，那我就真没得可做了，我已经五十岁了，我学会了妥协。”崔永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然而，对于原则问题，他仍然还会拒绝。他主持《谢天谢地你来啦》，剧组想把即兴表演的剧情提前向演员透露，崔永元坚决反对，“即兴就是即兴，否则就是欺骗观众。”

　　在中国电视主持人的谱系里，崔永元毫无疑问位于谱系的塔尖，无论主持什么节目，他都会展现诙谐幽默的主持风格，他的节目鲜有争议，更多的是溢美之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他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低，但这并不影响他在谱系中的地位。

　　离开央视前，他最后一个节目是《小崔说事》专访作家系列。这是他最喜欢的。但领导很快要求停掉这个节目，原因只有一条，收视率太低。若干年前，崔永元就曾喊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他不想给收视率封杀自己的机会，在领导正式把节目拿下之前，他主动把节目停了。

　　如今，他也在反思，央视总在寻找老少咸宜的节目形式，一个节目就能网罗所有年龄阶段的受众，“世界上都没有这样的节目”。崔永元说。

　　离开央视，他不再愤青，保持微微的愤怒，学会了妥协，但离开央视后，他可以自由地掌控妥协的尺度。而同时，他也延续着做新闻时的理想主义，他情愿去相信自己的博物馆开馆后，所有物品不会被损坏，不会丢失，他愿意畅想，坐在博物馆里上自习的师弟师妹们不经意间发出去的一条微信和微博，会引起其他高校学生的羡慕和嫉妒。他甚至希望博物馆的自习向全体公众开放，哪怕预约的是一名乞丐，他也一样欢迎。

　　在传媒大学，他开了口述历史的课程，负责讲口述历史概论，一年只授课四次，头一次课就来了三千多人，他不得不更换教室，把授课改成了讲座。

　　这种氛围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还成立了公益基金，接了2亿代言费的广告，他试图向公众传递一种理论，慈善不是施舍，它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公益基金遭举报，主管部门核查后顺利过关，但他却改变了主意，做公益还招人骂，所以媒体不花大力气“赞美”他，他不会把承诺的2亿代言费捐出来，“扣了税是一亿三千万，我就不捐，我天天花天酒地，每次请二十个保镖，十几辆车跟着，你们管得着吗？”他说，他就想把对慈善的错误观念扭转过来。有人劝他，在中国做慈善就要忍辱负重，他又轴了起来，“那是他还没被辱到一定份儿上。”

　　在他看来，一些圈内人士一辈子只做两件事，出名和维护名声。但他计划用三年时间把名声抹掉。与学生们一起坐在博物馆里看书，没人过来索要签名，走在校园里，人们最多指指说，那就个是过气的主持人。

　　他低头看了眼手机，突然不解地说，“公知”如今居然成了贬义词，“我倒是很喜欢，我自称‘公知’还怕不谦虚呢，”在他眼里，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成为坏词时，这个社会或许出了问题。所以，他仍然喜欢“病人”这个称呼，“如果我现在是正常崔永元的话，就证明我认可这个社会的病，我宁肯顶着这个称号，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因为我不愿汇入这个洪流。”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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