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峰：借着写武侠小说去写社会结构

徐浩峰

　　撰文/巩晓莉

　　第二部导演作品《箭士柳白猿》将映未映，徐浩峰已经开始忙着第三部电影的筹拍工作。自2012年一部《倭寇的踪迹》横扫威尼斯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台湾金马奖等数十个电影节之后，这个横空出世的导演便停不下来，他笑说自己从文艺青年混成了文艺中年，艺术大门才向自己敞开，所以要抓紧时机。于是在接下来，我们不仅将看到由他导演的电影《箭士柳白猿》，由陈凯歌导演、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道士下山》也将上映。

　　眼前的徐浩峰并不像他所塑造的武林高手般高深莫测，他坦诚、客观、睿智，洞悉个体生命在大背景下的位置。面对问题，他更多的是本职身份——教师附体般娓娓道来，甚至萌萌哒。尽管身为电影的武指，尽管写了《逝去的武林》《道士下山》《国术馆》等高大上的严肃武侠文学作品，尽管对八卦、形意等各种功夫了然于胸，尽管江湖传言他是武林高手，但其实他根本不会功夫。

　　一切缘于对武侠的痴迷。那还是上中学的时候，和很多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徐浩峰是金庸、古龙武侠小说迷，他在武侠世界中实现了对世界的最初认识，也完成了一段自我成长。“只要你去服装市场走一圈就会发现，里面跟古龙描写的武侠世界一模一样，里面的姑娘个个穿着超短裤，大腿明晃晃的，这不就是古龙笔下的林仙儿吗？他们还说一口50年代被剿灭的土匪的话，王朔把女孩说成‘果儿’，其实就是走镖的人和土匪说的话。”在他眼中，武林是真实存在的，而自己是身处其中的。而真正对他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古龙在小说《大人物》的前言后记中对自己文学创作理念的阐述，古龙把武侠小说当做严肃文学来看，他还认为武侠小说需要有文体和形式上的变化。如果从前武侠小说之于徐浩峰仅是娱乐、消遣，那么这番话则让他醍醐灌顶，直到后来开始做口述历史、寻找逝去的武林，他创作出了古龙口中“不同文体和形式”的影视文学作品。

　　徐浩峰构建的武侠世界不同于近年来任何武侠世界，没有飞檐走壁，没有上天入地，只有闪转挪腾间智慧与功力的对决，是告别特技、特效、舞蹈、吊威亚的真实武林。“人们去到各种国际会所，把山珍海味吃了个遍，再吃点什么呢？这时候突然发现街头有人在卖棒子面粥，于是就坐在街头的小板凳上喝碗粥”，徐浩峰如此自谦描述自己作品受关注的原因。但他并未提及隐藏在背后的表达。

　　在电影《一代宗师》中有一句关于里子和面子辩证的台词：“人活一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在导演徐浩峰看来，如果说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是面子的武林，那么由他自编自导将要上映的《箭士柳白猿》就是里子的武林，这里没有高低对错之别，“面子”上的人承担着门派的名誉和社会地位，“里子”里的人放弃社会生存，深深隐藏却暗流涌动。他想借“里子”重塑武林风骨。

　　这个辩证关系同样可以用在徐浩峰自己身上。如果说在《逝去的武林》之前，徐浩峰“里子”般活着，那么在这之后，他活成了“面子”。从里子到面子，都是时势使然。

　　对话×徐浩峰

　　记者：在《倭寇的踪迹》(以下简称《倭寇》)中你试图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与融合，在《箭士柳白猿》(以下简称《柳白猿》)中又有怎样的表达？

　　徐浩峰：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中国人内心和外在的视野。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象征，而长枪是事业的象征，电影里，这两种代表传统的兵器跟西方的枪有一次微妙的交集，并不是徐克在《东方不败2》中那种特技神功，也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西方的火器跟东方的冷兵器的历史交接。电影并没有把习武之人写成丧家之犬，他们知道历史的变化，但在这之前有一次华丽的谢幕。

　　记者：都是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描写，与《倭寇》相比，《柳白猿》有什么不同？

　　徐浩峰：《倭寇》其实写的是社会结构，《柳白猿》更多的是人跟世界的关系，感情因素胜过武术；《倭寇》的批判意味更强，展示的是人性弱点和社会规则的弊端，里边没有英雄人物，没有悲壮，《柳白猿》中虽然有时代的无奈，但还是塑造了三个有风骨的人；如果说《倭寇》在观念上跟传统武打片拉开了距离，那么《柳白猿》就是在视觉上拉开了距离。港台武侠片比较注重姿势优美，剪辑方式也是结构性的，《柳白猿》的武打更多是用长镜头，动作上强调速度感和破坏力，而且完全遵照我所知道的30年代天津真正的武术形态，片中的射箭方法和理念是明朝考武状元的系统。

　　记者：《倭寇》你写了人性的复杂，但《柳白猿》却着墨于人性的风骨，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徐浩峰：我们谈论某些事情好像只有批判才能显示自己的高明。进入中年之后，我发现人们往往在批判后都进入了自毁的情绪，变得更加自私，更敢伤害别人，这也是我亲眼目睹很多文化批判的结果。《柳白猿》是想给世界一个肯定，即便你经历很大的痛苦，但还是要有方向，即使在时代里茫然没有了方向，也要有一个定位，付出多大代价也不动摇。

　　记者：你的电影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生活中你是怎样的人？

　　徐浩峰：是一个比较勤奋的人。现在好不容易迎来了爆发的机会，所以已经把个人生活缩减到最小。我们这一代属于80年代末的文艺青年，相对来说我算比较幸运，我们中有很多人要么才能发挥不出来，要么是空有才华但机缘很不好，就蹉跎过去了。我大概是从3年前突然感觉艺术的大门向我打开了，感觉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做电影都有机会了。我年轻的时候学艺术，有个老师跟我说，男人比女人悲哀，因为男人的成长必须有一个成功点，但女人有自己本身的生命状态，成功与否不需要外界的印证，就好像有的女孩16、17岁自然就绽放了、美丽了，或者有一些女人当了妈妈之后一下子对人情世故全懂了。也许3年前我的书顺利出版就是我的“成功点”吧。

　　记者：江湖传言你是武林高手。

　　徐浩峰：电影的武打都是我设计的，但我不会武术，我跟演员的关系有点像拳击教练跟拳击运动员的关系。练武很浪费时间，写作、拍电影需要天天熬夜，两三天睡一次长觉，饮食又不规律，种种行为都妨碍了练武。我二姥爷是武林高手，他的三个师父更是顶级高手，但老爷子不能收徒弟，他把自己没有在世俗里得到的好处都留给了我。虽然我练武被耽误了，但始终身在其中。我跟金庸和古龙最大的区别是武侠是他们的艺术品，所以有很多天才式的想象；武侠对我来说是真实存在的，是我观察到的，也因此会有很多限定。

　　记者：家庭对你的影响很大。

　　徐浩峰：其实我是过了34岁以后才真正有意识地去吸收家庭的养料。我妈妈的家族是北京和天津地区的大家族，但在民国时期就落败了，当年我感觉他们那一家人很“坏”，气质和特征是自取灭亡者的淡定，生活很落魄，但也不着急，慢慢悠悠，这种状态在年轻人看来太过平静，太过胸无大志，而这时的北京正处在“痞子时代”，整个社会充满“山寨王”的蛮不讲理，所以家族里的人引不起我的注意，等过了34岁，我发现能品出母亲家族的人的味道。《逝去的武林》的作者李仲轩是我妈妈的二叔，我的二姥爷，反而是这种人更有意思，他是从很长的历史脉络里活出来的人，而我们可能是突发的产物。

　　记者：为什么在34岁突然开始看家庭？

　　徐浩峰：因为脑子长好了嘛，哈哈。我们这一代人，从童年开始就处在中国大动荡时代。童年，“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紧接着一些知青突然回到城里，感觉他们完全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之后经历了社会的好几个阶段，我开始对现在社会结构跟原本属于中国人的社会原生态之间的关系产生巨大的兴趣，这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包括重新去观察我母亲的家族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跟金庸和古龙另一个差别就是，我是借着写武侠小说去写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