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冬野：媒体杜撰的比我自己说的还多

　　搜狐文化：2013年，搜狐鲁迅文化奖等几个国内知名的文化原创大奖的年度音乐奖都颁给了你，对于拿到这些奖，你有什么感想？

　　宋冬野：目前觉得特别尴尬。如果是一个特别流行的娱乐节目给我颁个奖，我可能是另一种尴尬，就是想打人的那种。但这些文化大奖，是让我不敢打人的那种尴尬。其他奖项得奖的老师，我很喜欢他们，也非常尊敬他们，但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没法聊天。一个大宴会上各种递名片各种握手，我还不适应，觉得不真实。可能到他们那个岁数会理解这些，但现在的我觉得那样有点虚伪。

　　搜狐文化：你觉得你能够得这些奖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宋冬野：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有些人说被我的歌感动了，可是我的这点故事能感动谁呢？他们是被自己感动的，因为他们听到我的歌之后想到了自己的故事。我没有想过什么文化、时代、影响，也没规划过未来，我觉得这些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太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愿意把我跟这些词挂上钩，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做好自己。

　　搜狐文化：很多人觉得你的歌词写得特别好，他们认为你的音乐已经在走“文化的路子”，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宋冬野：不认同。我压根没想往这走。我是大专毕业，我觉得自己没什么文化。

　　搜狐文化：韩寒的《一个》里曾发表了一篇你写的文章，名字是《月亮和爱情都像一碗蜂蜜》。很多人都认为，能在韩寒的杂志里发表文章，必定是有文学功底的，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宋冬野：还是那句话，我真觉得自己没什么文化。我从小到大只认真的看过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另外的是《哆啦 A 梦》，所以我实在不敢提及文学这个事儿。硬要说文学的话，那它在我眼里应该是和音乐放在一起的。

　　搜狐文化：你春节期间去哥伦比亚大学演出，在那种世界级学府演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宋冬野：春节期间很多商演邀约，都是给很多钱的那种，但是公司问我想去哪个，我说哥伦比亚大学，因为这个演出是公益的，不给钱。公司很仗义，特别痛快地就同意了。我就是觉得去哥伦比亚大学演出挺好玩的，还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演出时还有个外国学生唱我的歌，我跟他现在成了特别好的朋友，挺有收获的。（笑）

　　宋冬野

　　“我讨厌把歌和人混为一谈”

　　搜狐文化：《董小姐》由鲜为人知的小众音乐一跃成为众人拥趸的流行歌曲，但是对喜欢独立音乐的人来说，他们是不听流行音乐的。一旦这些小众音乐被大众所认同，他们就觉得不是好东西了，你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宋冬野：我其实曾经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次不一样，因为《董小姐》这首歌让更多人喜欢上了民谣，被大家所认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搜狐文化：高晓松曾说“摇滚是推土机，直接就宣泄，但民谣是一根针，它就是要用它的方法刺到你的心里。” 你觉得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刺进人心的？

　　宋冬野：我非常尊敬和欣赏高晓松老师，我也赞同他的这句话。但我没总结过我用了什么方法，我就是很真实地写歌记录生活而已。

　　搜狐文化：很多人都说你的歌里有故事，有绝望，但也有希望，你认同这一说法吗？

　　宋冬野：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做到什么样什么样，比如我希望自己乐观，希望自己能注意细节等等，歌里的状态都是希望，但是事实上我还没做到。所以我最讨厌很多人把歌和人混为一谈，尤其是听了歌里的故事之后，把我身边的人对号入座。

　　搜狐文化：很多人都觉得民谣歌手都是文艺青年，你觉得自己文艺吗？

　　宋冬野：喜欢但是自己做不到，我要是文艺了就该让人恶心了。哈哈，我就是一“臭屌丝”。

　　搜狐文化：你刚才说自己是“屌丝”，那你之后还会继续“屌丝的故事”的创作路线吗？

　　宋冬野：不知道，没计划过，计划它干吗呢？我总是特别懒，什么事都不愿意想。说白了，最好的音乐作品应该忠于生活，你的生活变成什么样你就要写什么样的歌，不存在自己的改变，而是跟着生活变的。

　　宋冬野

　　“媒体杜撰的比我自己说的还多”

　　搜狐文化：音乐圈里有个这样的说法——弹琴穷三代，民谣毁一生。你觉得成名前的磨难，对你的音乐有什么影响？

　　宋冬野：我觉得人需要有这么一段经历，这是必然的，没有就不对。可能经历的过程中觉得苦死了，但是慢慢过来之后，又觉得其实没什么。我对比过，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人，他们的音乐就是不够“厚”。

　　搜狐文化：你成名之后，很多综艺节目和媒体采访你，你觉得它们对你的报道够真实吗？你是否觉得自己成为了娱乐公众的消费品？

　　宋冬野：（笑）说实话，有些媒体杜撰的比我自己说的还多。我觉得自己知道自己没变就行了。音乐和娱乐是两回事，我知道自己始终站在音乐这一边就够了。

　　搜狐文化：相比流行音乐，民谣依靠电视选秀、网络热炒等大众传播媒介才收获了更多关注，你觉得这是民谣音乐的一种悲哀吗？

　　宋冬野：其实我们希望民谣音乐能大火，但是之所以它目前还没有被大众所接受，我觉得有三个原因，一是大部分“民谣人”都是一边上班一边做音乐，他至少得能保证有固定收入来满足生活需要。我们谁都没有信心靠做音乐吃饭，这条路太难了，几乎不可能；二是我们自己本身不愿意去考虑关于市场的问题，每天在家里弹琴写歌才是最大的快感，本身也没想着让多少人听，都是低头死磕做音乐的人；三是很多听众也不想让我们的歌走向大众，他们根本不相信大众音乐市场，害怕我们的音乐变了味。其实我们也往所谓的大众市场试探过，可是谁也没敢周旋，我们谁也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谁知道呢。

　　搜狐文化：你觉得这是你们和流行音乐人的最明显的差别吗？

　　宋冬野：我觉得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事都得自己干，让别人帮自己干什么都不放心。所谓独立音乐人嘛，最开始就是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干惯了，一有别人插手就觉得什么都不行。

　　搜狐文化：很多歌手希望自己能成名，成为大人物，但你好像却恰恰相反，希望忠于自己小人物的状态？

　　宋冬野：很多人变成了所谓的大人物之后，丢失了自己的生活，他们追悔莫及。我跟很多人聊过，无论是一线的演员也好，歌手也罢，他们跟我说还是先随着自己的心走吧，不要太盲目太浮躁。我觉得这很正确，我很庆幸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我从最早一场演出挣二十块钱，五十块钱，一唱唱半宿，到现在可能在音乐节上唱七八首歌，就有挺可观的收入，我觉得够了。能够靠做音乐满足自己的生活，是自己当初的梦想，挺知足的了。

　　宋冬野

　　“我的成功是侥幸的，不能复制”

　　搜狐文化：民谣是你的信仰，你认为什么情况下，会动摇你对民谣的坚持？

　　宋冬野：如果“命题作文”太多了，我可能会动摇。说白了，就是让我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给一些条条框框，比如让我给人谱个曲，填个词，在舞台上要说哪些话之类的，这种“命题作文”会让我动摇。

　　搜狐文化：你觉得你的成功模式可以复制吗？

　　宋冬野：不可以。因为没有几个人会拧成我这样。我从上初中开始喜欢音乐，开始学弹吉他。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支持我。

　　宋冬野接受搜狐文化独家专访（摄影：卡洛）

　　我爸妈说你开什么玩笑？别逗了，你能唱什么？初中老师说别老弹你的吉他。高中老师说你要再弹，我就把你的琴砸了，总之我永远是坐在讲台旁边的学生，谁管都不听，越不让我干什么我越干。我爸砸了我好几把琴，我从他兜里偷钱接着买。他不让我弹，我提着琴就走，一个礼拜不回家，在公园住了一星期。那个时候真的就那样，特别拧、特别幼稚、也特别偏激。慢慢地开始有人支持我了，现在我爸妈也理解我了。

　　中国的大环境就是这样，所有人都会跟你说，让你从小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考研究生、考博士，再然后会跟你说努力出国留学。所有的家长都是这么苦口婆心，其实应该理解他们的苦心，但是你一理解心就软了，就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模式去走。我是混不吝，我不孝顺地做了很多错事，自己还不肯承认，这么一直错着，最后反而变成对的了，而且在我热爱的音乐上还取得了小成绩，很侥幸。

　　搜狐文化：成名的代价就是自由越来越少，演出越来越多，这样的生活跟你理想的生活会偏差的越来越远吗？

　　宋冬野：看透了就好，说实话商演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没钱怎么买设备？怎么录音怎么买琴？商演我愿意去吗？当然愿意去，有钱赚啊。但是状态和感觉肯定跟自己的巡演或者演唱会不一样。

　　搜狐文化：最受关注的草莓音乐节，你今年会继续参加吗？

　　宋冬野：今年上半年的行程还是挺满的。3月底去台湾，一个月的专场演出；4月份是草莓音乐节，武汉、北京、上海的我都会去；5月份在北京开个人演唱会，这也是我自己最期待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