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这一性质决定了日本与中国的攻防战略选择。由于进攻一方的日本是海外征战，故其作战形式必然是海陆协同的联合作战，而防御一方的中国也必须以海陆协同作战来应对。从军事角度看，甲午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海陆协同作战的认识水平。
新华社专电（苏小东）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这一性质决定了日本与中国的攻防战略选择。由于进攻一方的日本是海外征战，故其作战形式必然是海陆协同的联合作战，而防御一方的中国也必须以海陆协同作战来应对。从军事角度看，甲午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海陆协同作战的认识水平。
中国海陆协同实力远逊日本
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不仅在兵力建设上具备了海陆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其军事体制的现代化也为海陆协同作战提供了组织保障。１８９４年６月５日，日本成立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以确保在其即将挑起的侵华战争中对海陆联合作战的统一指挥。
日军的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投送陆军至中国渤海湾登陆，与清军在直隶进行决战，然后直取北京。要实现这一作战目标，有赖海军保护海上交通线、护送陆军运输船及协同陆军登陆，其核心是制海权。大本营要求联合舰队采取攻势方针，通过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协同陆军实现最终的作战目标。
中国尽管搞了近３０年洋务运动，但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还很低。清朝陆军正规部队由八旗、绿营组成，虽有数十万之众，但均属旧式军队。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的具有一定现代化因素的淮军，也只是配备了新式枪炮而已，在编制上与旧式军队并无本质区别，且数量不过２万人左右。新式海军则由地方大员分区组建，战时又很难实现统一使用。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海陆军协同作战的基本实力远逊于日本。
中国方面限于落后的军事体制，既无法形成集中统一的指挥中心，也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海陆协同防御作战计划。光绪皇帝虽坚决主战，但其军事理论和战争知识十分有限。军机大臣均为文官，对近代战争极为陌生。相当于战区指挥官的李鸿章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仅限于他所节制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在这样的指挥体制下，要想临敌时组织并无预案的海陆协同作战，其难度可想而知。
朝鲜战场两次协同惨败
中国方面有两次海军参与的经海路向朝鲜投送兵力的行动，但由于事先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临时又未对敌情作出准确研判，最终都导致了极为不利的严重后果。
中国海陆军在朝鲜战场的第一次直接协同是增兵牙山。李鸿章为确保由海路增兵安全，特作出如下安排：一是租用３艘英国商船运兵自天津大沽发船；二是要求海军派数舰往牙山口外游巡，候各船人马下清后再返回。在李鸿章看来，此时中日并未开战，运兵船又挂英旗，航行途中的安全应该问题不大。但日舰不宣而战，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
中国海陆军在朝鲜战场的第二次直接协同是增兵平壤，具体行动是海军为运兵船护航并守护其登陆，由此引发了黄海海战。８月１日，中日两国同时向对方宣战。中国方面宣战后，仍无海陆协同作战计划。在海军兵力运用上，李鸿章坚持“保船制敌”方针，不考虑以海军实战直接或间接配合陆军的问题。９月上旬，叶志超获悉日军援兵已陆续登陆朝鲜，并正向平壤进逼，遂不断向李鸿章发电告急求援。李鸿章调派淮军４０００人增援平壤，由北洋海军护送运兵船。然而，援军尚未登船启程，平壤战役就已打响。对前敌形势变化一无所知的李鸿章仍按原计划派兵入朝增援。９月１６日晨黄海海战爆发。结果，为了一次已经失去实际意义的海陆协同行动，北洋海军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中国战场“水陆相依”而亡
在日军登陆辽东半岛之战中，中国没有组织实施抗登陆作战，也不存在任何海陆协同的抗敌行动。
中国早已获得日军将在辽东半岛登陆进攻大连湾、旅顺的情报，但无从实时掌握日军的登陆时间和地点，也没有组织陆上机动部队与海军协同实施抗登陆作战的设想和准备。北洋海军严重受挫，不敢有击敌运兵船于航渡的想法。当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得到证实，李鸿章的指令是在日军来路要口多埋地雷，不得轻易接仗。日军登陆后于１１月６日攻陷旅顺的后路重镇金州。丁汝昌在请示李鸿章并获准即于第二天撤离旅顺，避入威海基地。旅顺这一港口城市和北洋海军的重要基地，竟然是在没有海军参与协守的情况下被日军攻占了。
接下来的山东半岛之战，几乎就是辽东半岛之战的重演，所不同的是已无处可退的北洋海军被迫与岸防部队“水陆相依”进行了最后一搏。
日军在占领旅顺后以第二军第二师团和国内的第六师团合编为“山东作战军”。作战方式仍是由海军护送陆军至山东半岛登陆，然后抄袭威海后路，与海军构成对威海基地的水陆合围。
李鸿章将防御重点集中在威海基地。他曾命令海军在炮台火力范围内与炮台合力迎击，不得远出大洋浪战；陆上守军各固守大小炮台。山东巡抚李秉衡则在除威海之外的所有山东半岛北部沿海要地处处设防，将有限的兵力散布于威海后路东南至荣成、西至登州共５００里之遥的沿海防线上。
日军的登陆地点选定在山东半岛荣成湾。日军在全部完成登陆的第二天即抄袭威海后路，仅用不到３天攻陷威海基地南北岸的全部炮台。至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２日，由于陆上援军绝望，威海基地的海陆军向日军投降，丁汝昌等数名将领相继自尽。
纵观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正因为中日之间在海陆协同作战能力上的差距悬殊，才导致战场的天平不断发生倾斜，乃至影响了战争的结局。但要继续探寻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显然已经超出了海陆协同作战本身。如果可以概而言之，中日之间海陆协同作战水平的高下，其实质是两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差距。（完）（作者系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人文社科系教授，海军大校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