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春夏之交，应香港著名作家、岭南学院教务长梁钖华先生的邀请，我赴该校客座研究3个月，搜集香港小说资料，以便撰写《香港小说史》。赴港不久，我便与《明报月刊》主编彦火先生取得联系，拜托他向金庸先生转达我拜访求教之意。多亏彦火兄面子大，金庸先生很快便答应了，约我6月9日到他的半山区住宅晤面。
关于这次晤谈的情况，返京后我写了《初访金庸》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文荟》上，后收入《独行斋独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里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是金庸先生赠我三千元港币的细节。访谈结束时，金庸先生上楼取来了两本英文版的他的大作《鹿鼎记》，送给我和同去的青年学者C君。感谢之后，我和C君也就起身告辞了。
不料，回到客寓打开《鹿鼎记》一看，里面夹着一个空白信封；打开信封一看，三千元港币夺目而出。一问C君，他也有，是三千元。我有点手足无措：我和金庸先生素无交往，怎可愧领他的赠予？我知道中国历来有馈赠程仪之说，但那也多在熟人和朋友间，我之于金庸先生显然是不够格的。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彦火兄，请他帮我把钱退还金庸先生。彦火兄断然拒绝，说绝不可以，你这等于和他绝交。再说，他对内地来的朋友都是如此，非止对您一个，您就安心收下吧。于是，我也只好愧领了。
世事难料，在1995、1996两年之后的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争论中，我竟成了所谓“否定金庸方”的代表人物之一，我的千字小文《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刊发，后收入《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竟也成了“讨伐金庸”的“檄文”，罪莫大焉了。而事实上，我对金庸先生始终尊敬有加，始终一分为二，我对武侠小说（包括我一一解读过的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的所有批评，都出于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命运的关怀，也都基于我对中国文学史的粗浅了解，谈何“否定金庸”？又谈何“打棍子”、“戴帽子”、“搞酷评”呢？事实证明，中国虽大，要搞点名道姓的严肃的文学批评，难矣哉！以金庸先生的聪明睿智，不知他对我的小文如何看法，我相信他会高人一筹的。后来，在《香港小说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我为金庸立了专章：《新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在听到他决定修改旧作的消息后，我也写了《遥祝金庸先生修改旧作成功》一文（《香港文学》与《中华读书报》同时发表）。
今年是金庸先生的90大寿，我祝他向“茶寿”（108岁）胜利进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