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春秋
王彬彬 南京大学教授
“文革”期间，大批判文章盛行，拿起任何一份报纸，翻开任何一本杂志，必与大批判文章迎面相遇。但是，“文革”期间的报刊上，却并非只有大批判文章。与“大批判”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的，是“大歌颂”。不破不立，是那时候的常用语。所以，仅唱战歌不行，还得唱赞歌。批的面很广，批资本主义、批修正主义、批帝国主义、批各种各样的“反革命”，批古人也批今人，批洋人也批国人，总之是，古今中外、东西南北，尽在批判中。大歌颂，比较起来面要窄些。这道理也很好懂。所谓“文革大革命”，就是要与传统的东西“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要创造全新的文化、全新的人、全新的世界。江青说过，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既如此，值得歌颂的东西当然不会很多。中国古代的所谓“法家”，是歌颂的对象，但主要的歌颂对象，还是“文革”期间出现的“新生事物”。在文艺方面，颂歌主要唱给“革命样板戏”。“文革”期间，歌颂的面相对窄些，但颂歌的量却并不少，对“新生事物”，对“样板戏”，那是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歌颂着。
“文革式批判”有几种特点。一是蛮不讲理，在政治上上纲上线，胡乱给人扣政治帽子；二是不容商榷，不容反驳；三是总是伴随着政治迫害、伴随着现实性的惩处。如果没有后面两条，第一条其实无所谓。如果你可以胡乱骂人，别人也可以胡乱骂你，那充其量就是一个文风问题，这样的现象，任何时代都可能有。但是，如果你可以胡乱骂人，而别人却绝对没有辩解、反驳、回嘴的可能，尤其是，如果你的骂意味着代表国家机器在作一种政治上的宣判，意味着现实性的惩处、打击、迫害，那就是“文革”这样的时代特有的现象了。
同样，胡乱吹捧，也仅是“文革式歌颂”的表面现象。吹捧一个人、一部作品却绝不容商榷、反驳，绝不容不同意见出现，如果有人胆敢发表不同看法，那就是自投罗网，自取灭亡，这才是“文革式歌颂”的本质特征。“文革式歌颂”，不是写作者在发表个人对某个人、某部作品的赞赏，而是代表国家机器对某个人、某部作品的认可。现在随便举个例子。书架上有一册“文革”期间出版的《文艺革命资料选编》，其中有一篇署名红长缨、肖田、金炬的《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原载于《解放日报》1969年3月19日。这是一篇吹捧“革命样板戏”的文章，开头一段写道：“一百多年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的推翻会带来人类文化一切部门的空前发展，包括艺术在内。马克思的预言，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实现了。”接着是第二段：“试看今日寰球，帝修反的"文坛"，西风残照，落叶凋零；而中国的革命文艺，百花盛开，欣欣向荣。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一个个革命样板戏，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迎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浩荡东风，出现在世界东方，在人类艺术史上划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对“革命样板戏”无数颂歌之一。这是决不允许有人有异议的。如果有人要表达一丝一毫不同看法，都意味着人亡家破，意味着灭顶之灾。
所以，“文革式批判”和“文革式歌颂”，都是有特定的时代含义的。仅仅是胡乱谩骂和仅仅是胡乱吹捧，那是任何时候都可能有的现象，与“文革”没有必然联系。最近几十年，文坛上每有那种尖锐、泼辣、不留情面的批评文章出现，就必有人斥之为“文革式批判”，甚至招致众人的围剿。这是很可笑的。你可以公开著文斥之为“文革式批判”，就说明这决不是“文革式批判”；如果真是“文革式批判”，又岂容你说三道四？又哪里会有众人围而剿之的事情发生？最近几十年，文坛上胡乱吹捧的现象远甚于胡乱谩骂的现象。如今的胡乱吹捧，在表面形态上与“文革式吹捧”也没什么差别。如果可以把尖锐、严厉批评的文章称为“文革式批判”，那岂不是也可以把那些胡乱吹捧的文章称为“文革式歌颂”？
前些天，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激烈地批评韩寒的文章，招来许多人的讨伐、围剿。肖鹰的罪名，就是“文革式批判”。所以，讨伐、围剿者，都自以为是在讨伐、围剿“文革式批判”。其实，他们也真够糊涂。如果肖鹰的文章真是“文革式批判”，又哪里容得他们万箭齐发、乱拳如雨？
讨伐、围剿肖鹰者中，有人说肖鹰是姚文元；又有人说肖鹰还不配称作姚文元而充其量是姚文元“拙劣的学生”。在姚文元走红的时候，敢挑战者也并非绝无其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文革”前就曾在《文汇报》上撰文与姚文元商榷，后来就被视为“文革”前上海文化界“最大的反革命事件”。贺绿汀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有兴趣者不妨查查。还有人说，肖鹰们虽然像姚文元，但韩寒并不畏惧，因为，“韩寒一个人就把他们收拾了”。这说法令人喷饭。韩寒“一个人”就能收拾的人，能称作“姚文元”吗？
其实呢，韩寒恐怕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肖鹰说韩寒“反智”。韩寒的言行能否称作“反智”，是可以讨论的。但神化韩寒、膜拜韩寒、视韩寒为偶像、为旗帜，则绝对是弱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