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骨头还是蓝的

2014/9/14 8:35:40 作者:open 来源:女物娱乐网
阅读提示:中国有两千年的轻商文化史,我觉得够了。崔健:我指的是现场气氛,本来自认为是音乐会的感觉,但是拍了几组之后,老杜说:我用电影的语言给你拍一些rock吧。现在有很多人试图表现自己,却又不是真实的自我表达,我觉得年轻人要小心,要有这个能力去辨识真假。

  阅读提示:中国有两千年的轻商文化史,我觉得够了。我做音乐的时候没太注意这个,但电影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创作者和观众的关系。做电影不是做梦,也要对投资人负商业责任。但讨好市场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表达,我希望我的妥协之中没有掺杂对理想的妥协。

  记者|阙 政

  拍电影这件事,崔健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几部短片习作就是证明。长片处女作《蓝色骨头》,也早在2005年出版《给你一点颜色》专辑时已经有了创意——当时的崔健,想用黑、白、蓝、红、黄各种主题色调来塑造影像。2014年,其他颜色纷纷隐去,只留下一抹蓝:《蓝色骨头》。据说其他几种颜色的构想仍然在他的电脑里安静呆着,等待未来一一去成就。

  出专辑慢,拍电影也慢。崔健说这个时代垃圾太多,需要否定,需要1比100的返工率,而不是创作99%的废物。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的他,并没有事先准备好的一套套说辞,每个问题都要想一想,顿一顿,连口齿都不算清晰流利,但那种不虚假、不躲避,你仍然能从他的每句回答中感受到。

  拍电影是因为我有话要讲

  《新民周刊》:你拍电影的动力是什么?

  崔健:有话要讲,不是简单地想完成电影梦。我为什么出专辑慢,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跟社会互动。但是做完电影以后发现,哦,原来自己是这样一个人,于是又有激情去做音乐。

  《新民周刊》:音乐创作和执导电影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崔健:音乐抽象一点,画面的东西有更具体的指向性、更广泛的视野。音乐和电影有互动关系,不能通过画面表达的东西用音乐,不能通过音乐表达的东西用画面。(跨界创作会有障碍吗?)新导演肯定有各种不足,我的个人经验是:一定要手握剪辑权,在剪辑的时候我可以加旁白、加音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再创作。

  《新民周刊》:做音乐也像唱摇滚一样继续表达自己对文化的反思吗?

  崔健:戏里年轻的男主角,其实他是在替我说话,是我的代言人。我父亲也是部队文工团的,所以我对这个角色特别熟悉。这部电影的曾用名是《迷失的季节》(《给你一点颜色》专辑中的一首歌名),歌里有一句词是:“你是春天的花朵,长在秋天里。”现在改用《蓝色骨头》,视角也变成了“你是春天的花朵,就长在春天里”。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关注现实,不能睁只眼闭只眼。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有机会去解决的话,就不应该推卸责任,或者只是去归咎于上一代人。

  《新民周刊》:但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

  崔健:娱乐是艺术必不可少的功能,只是现在有太多包装艺术,钻研一夜成名,对自己不需要的资源无限地开发,巨大团队都以明星为生存的基点……如果一个行业里这样的情况过多的话,就很危险。艺术应该有自己的创造力,而不是无止境地开发不需要的资源。我不反娱乐,但必须有坚持的东西,个性使然。

  《新民周刊》:你说《蓝色骨头》会为商业作49%的变通?

  崔健:俗话说“无商不活”,商业对人的梦想是有帮助的。中国有两千年的轻商文化史,我觉得够了。我做音乐的时候没太注意这个,但电影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创作者和观众的关系。做电影不是做梦,也要对投资人负商业责任。

  我看过一些电影专业书,说到最重要的就是——故事故事故事,浓缩型的电影和展开型的电视剧不同,不能拆开了讲。我发现这就是对商业妥协的过程。但讨好市场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表达,二者的区别观众一眼就能看到。对市场的妥协,是创作技术;但我希望我的妥协之中没有掺杂对理想的妥协。

  《新民周刊》:其实你从来不想被划分为小众?

  崔健:从来不想!艺术是最低成本的发现社会问题的良性预警系统。现在的艺术家本身也在逐渐丧失这种发现问题的欲望。我希望通过每首歌去提示出来。其实每个行业都是这样,都能体现价值观,比如记者,如果你不把真实的东西融入作品,当你的读者看不到真实的时候,受众群体的能量就在丧失,当别的民族受到真实滋养的时候,他们的能量就会比你强。当一个社会没有能量的时候,就会走向腐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作为,也是在破坏这个社会,而且是一加一等于八的破坏性。

  电影不摇滚,但很励志

  《新民周刊》:你会对杜可风提要求,希望这里、那里能拍出一些rock的感觉吗?你说的rock是指什么?

  崔健:我指的是现场气氛,本来自认为是音乐会的感觉,但是拍了几组之后,老杜说:我用电影的语言给你拍一些rock吧。看了之后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气氛。

  其实《蓝色骨头》没有什么rock,我特别不愿意跟人讨论我这片子摇滚不摇滚。摇滚是通过虐待自己去反叛社会,而我电影里没有抽烟、吸毒,生活方式上没有反叛,也没有坏人,只有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叛时代对人的压制。传统摇滚乐没有这样的,我认为电影更加励志一些。

  《新民周刊》:你觉得现在的摇滚乐和你当年刚开始玩摇滚时候的精神内核还一样吗?

  崔健:其实中国社会早就应该有摇滚乐。我们一直把美学误认为哲学,碰到原则问题的时候没有对抗能力,因为觉得对抗不美。历代统治者认为最大的危机是丢掉权力,民间又倡导假的孝和顺,以思考、反抗为耻辱。“你好我好他好”,以为这样就是权力稳定。

  现在有很多人试图表现自己,却又不是真实的自我表达,我觉得年轻人要小心,要有这个能力去辨识真假。

  《新民周刊》:你指的是选秀节目里的摇滚范儿吗?感觉有好多假high的。

  崔健:我不能说太具体,不能破坏人家的行业……非常假,假到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对我来说选秀就是电视节目,不是音乐。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因为节目充分调动了人们对于命运的关注,每个歌手都有一个人物小传,有悲欢离合的故事激情点,音乐一渲染,大家都喜欢看,成了大众随波逐流的消费对象。再加上其他电视节目也没有提供可思考的内容,所以造成了强大的不平衡的文化走向。

  《新民周刊》:你坚持的摇滚精神又是怎样的呢?坚持自我?

  崔健:这已经不是摇滚乐非要强调的主题了。如果置换到现在的电影里,你会觉得俗套得像打评分一样。如果你是冲着音乐来看片子,我劝你别来,《蓝色骨头》里没有那么多音乐。如果你茶余饭后想来电影院谈恋爱,那你也别来。但是如果你女朋友走了,你吃包方便面,来看这部电影,会有更深的感受。

  《新民周刊》:你希望观众得到什么样的感受?

  崔健:我的口号是:激情,激情,激情。电影的故事、画面有两条线交错,如果按常规可能看不懂,但是没关系。我希望观众就在电影院里坐着,等待感受扑面而来。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只要你不困,感觉就对了。我希望能让年轻人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想一想,想他自己生活的价值,想他未来怎么去做。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不是传到了观众心里,这是我对艺术的标准,是不是电影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