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日籍歌手李香兰病逝 传奇歌后一生堪拍大电影

李香兰原名山口淑子，家人称她为豆豆。她是日本人，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附近的北烟台（今辽宁省灯塔市），不久举家迁往抚顺。山口淑子出生在日本一个汉学世家，父亲叫山口文雄，1889年生于日本佐贺县，祖父是士族出身，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父亲受其影响早年到中国学习，后任职于“满铁”公司。母亲叫石桥爱子，1894年生于日本的福冈县，由于家道中落，举家迁往朝鲜的京城（现韩国首尔），再后来又辗转投靠在中国抚顺经营碾米厂的叔父。生在沈阳、后居抚顺的山口淑子，少年时代留在脑海里的那片血红让她终生难忘——1932年，她亲眼看到几名被绑的中国人被日本宪兵当场枪杀，血肉模糊。后来她才知道那与平顶山惨案——3000名中国平民遭日军屠杀的事件有关。平顶山事件中，只因山口文雄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在抚顺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宪兵队怀疑他与中国的抗日分子有勾结。由于父亲因“通敌”嫌疑受到过拘留，事后山口淑子一家迁居沈阳。在抚顺开往沈阳的火车上，淑子结识了一个同龄的俄罗斯犹太裔少女柳芭。山口淑子后来回忆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正是柳芭引荐淑子拜苏联著名的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为师，走上了歌唱的道路。

13岁时，山口淑子认了父亲的中国同学、当时的亲日派沈阳银行总裁李际春为养父，她也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李香兰。

1934年，年轻幼稚的李香兰满怀着对中国和日本的爱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北平，以“潘淑华”这个名字在北平翊教女中念书。“潘”是她的另一个义父——她父亲的结拜兄弟,当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的姓;“淑”是源于山口淑子之名;而“华”，则是出生于中国之意。这个名字当然也包含了希望中日两国友好共处的意思。

北平翊教女子中学，是一所高、初中完备的女子中学。正是在那里，她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为今后的演艺事业打下了基础。她在所著《我的前半生——李香兰传》中记载了当时学习的情况：“我从东北来投亲，作为一个中国人，潘家的干女儿，上了翊教女子学校，名叫潘淑华……上学时三人同路，放学时有时只剩我一个人。那时候，我常顺路去北海公园，在无人的小岛上练习汉语发音或查字典，也曾去过远处的太庙。”

由于她从小天生丽质，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有一副美妙的歌喉，当“李家有女初长成”时，她的艺术天分和特殊出身很快就被日本侵略者操纵策划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他们动员她入会，并决定将她大力包装，作为中国歌星推出，为侵略政策鼓噪。年幼无知的她心中满怀对伪“满洲国”的无限希望，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更以一曲《夜来香》而声名大噪。于是，“歌星李香兰”就这样被推上前台，并且迅速在歌坛和影坛走红，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大红大紫之后，李香兰还陆续演了一些替日军宣传，或者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当时谁都以为她是中国人，这也为她带来了以后的不幸。

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她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她曾收到了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尊自爱。”这些话是耐人寻味的。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写这样的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又让人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它只能作为一种抵制，是不会成事的。

流利的汉语、日语，令人惊艳的外貌，以及犹如当时好莱坞玉女红星狄安娜·窦萍的欧洲声乐唱腔，完全体现了日本人对于中国女人的理想憧憬。就这样，李香兰成了关东军推行战争政策中的“糖衣炮弹”。

李香兰的经历是独特的。虽然她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伪中国演员，拍摄宣传日本的远东政策的影片来慰问日军，成为日本方面所需要的伪满、中国的对日亲善使者，但这些却不足以抹杀她在艺术上的全部成就。

她的歌声婉转动人，歌唱造诣高深。学生时代，她曾经跟随一位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波多列索夫夫人学习花腔女高音，后来就在广播电台担任歌手，这是她的歌坛生涯的起点。她的一生演唱了无数经典情歌，据她自己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最受听众欢迎的三首歌是《何日君再来》、《苏州夜曲》和《夜来香》。《何日君再来》是30年代的影片《三星伴月》插曲，虽然原唱是周璇，但她的演唱却别具另种风情。就如她的几幅老照片，艳而媚的脸，穿着旗袍，是东方但又不是中国的，眉眼间有一丝暧昧。《苏州夜曲》是日本作曲家服部良一以中国的旋律为基础，参考了美国的爱情歌曲，专门为她编写的。

《夜来香》恐怕最为大家所熟知，这首歌是百代唱片公司特邀作曲家黎锦光参考中国民间小调为她谱写的，但其中旋律和节奏完全采用了欧美风格，谱成了轻快的慢伦巴，传遍了灯红酒绿的沦陷区。可惜这却是一首禁歌，虽然很好听，当时很多人也只能私下唱它。如今《夜来香》已解禁，其中体现出的开放与包容，值得人民欢欣鼓舞，改变使人进步。她在为自己写的自传中说：“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版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不仅如此，1945年，她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她说：“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 直到后半生，她还念念不忘这首歌的词作者黎锦光。1981年，她特地邀请他访日，他们在鸡尾酒会上登台高唱《夜来香》，一群“夜来香”迷则边唱边绕场一圈。

在自传中，她还提到了另一首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的歌曲——《离别的布鲁斯》。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唱这首歌时，军官虽假装有事离开会场，却也流着泪，躲在一边悄悄欣赏。她在40年代初在百代灌录了《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令歌迷听后眷恋不已。

1945年6月，当她在举行上海演唱会时，处于战争对立状态下的中、日歌迷都对她如痴如狂。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在上海的公开演出，两个月之后，大战结束，她就因“勾结日军”的罪名被逮捕了。

除了唱歌之外，她还曾经在伪“满映”（即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出演电影，在上海、日本、港台等地拍摄了不少影片。1991年4月，她亲自挑选了自己拍摄的七部影片，参加香港电影节展映。这七部影片是：《支那之夜》《赛昂的钟》《我的夜莺》《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在拂晓里出逃》《丑闻》《白夫人之妖恋》。其中，《我的夜莺》是她在伪“满映”时代拍摄的片子，这部影片花了近两年时间才拍成，耗资25万日元，相当于一般电影投资的五倍。影片描写的是父女二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她自己认为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片，也是日本电影史上一部真正的音乐片。”《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是她于战后回到日本后的代表作，由日本松竹影片公司摄制，描写一个舞女爱上了杀死她父亲的仇人，曾被评选为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五名。《在拂晓里出逃》是由黑泽明编剧的一出爱情悲剧，曾被评为当年十部最佳影片的第三名。《白夫人之妖恋》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白蛇传》改编的影片。《支那之夜》留给观众的印象则是一个美艳的中国女性及其甜美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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