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资料图
《心花路放》资料图
今年的国庆档,接地气的《心花路放》和《亲爱的》大获全胜,人们为明星所吸引走进电影院,走出时讨论更多的却是那些或共鸣或揪心的情节。在这背后,一批年轻的中国电影编剧正在逐渐受到瞩目。中国电影在商业浪潮中艰难探索前路的时刻,他们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们与老一辈编剧相比,又有着怎样的不同?本报今天带你认识几位年轻的电影编剧。
京华时报记者聂宽冕实习记者连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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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过去
枪手是必经之路
今年国庆档期,《心花路放》无疑是最大赢家。作为宁浩的御用编剧,岳小军陪着他完成了《疯狂的石头》《黄金大劫案》等作品。在凤凰网娱乐主办的《凤凰大影响》之“寻找中国好故事”活动中,岳小军谈起了他的编剧之路:“2000年我从中戏毕业后经过朋友介绍,开始写情景喜剧,一集一千五。我记得我那半年时间写了七八集吧,还算是有个事干,每天比较充实。后来就开始给别人改剧本,最后在片尾署上文学策划那样一个名字。”
除了默默无闻,年轻编剧们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们都曾当过枪手(即代笔)。创作了《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剧本的张冀认为,即便这样会磨损自己的热情,但做枪手是成为编剧的必经过程:“30岁不到就想写戏,必须有人带着你,告诉你往哪个方向去,规定好河流的渠道,你就顺着小河湾湾往下走。编剧是手艺人,在没有独立写作机会的时候,你要记住(做枪手)是在练手。”
谈及成功,张冀透露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完全是因为我有电脑,那时候二十集的电视剧本就是厚厚的一摞纸,以前有抄写员,打字行,但那个很贵。我买完那个电脑之后,连续三个多月吃食堂才把这个窟窿补过去。他们应该是看中了我用电脑改稿方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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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无奈
第一稿是上帝最后变成观察者
和演员相比,编剧在整个电影产业链中,可以算得上是弱势群体。调整戏份、修改剧本更是常事。遇上懂戏的好演员,是编剧的福气。看过《亲爱的》的观众一定记得张译在片里唱过《人面桃花》,而编剧张冀原本的计划是让张译唱《蓝精灵》:“张译跟我说你这不对,我要表现人物的纠结,思念孩子。然后他就换了一首《人面桃花》,我觉得效果非常好。你跟演员要学,他灵魂附体。”
有时候,编剧和演员之间的矛盾只需要通过相互体谅就能化解。著名编剧史航就曾表示:“我第一次演电视剧的时候,有362个字的词,导演现场说有两句话不用说了,我非常郁闷。”
张冀形容和演员们的关系时说:“一开始第一稿可以当上帝,第二稿就变成牧师,听演员的告诫,慢慢的又变成观察者。好演员就是这样,他把他自己的改了,但是不会把别的线索弄乱。”
3
他们的经验
向好莱坞学的只是技巧
一个好编剧,不仅要发现、发明故事,更要不错过好故事,时刻生活在创作氛围中很重要。
《亲爱的》是近期关注现实题材的一部影片。介绍影片时,导演陈可辛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喜欢这个故事。而如何带着地气、人气以及思考将这个故事展现在观众面前,则考验着张冀的功力:“我接触到这个故事后,发现它有很大的自由创作度,我先把有关拐卖的资料都看遍,再看看社会学有关的书,最后在构思和分析电影的时候,把类似题材的影片用影碟机放,吃饭、睡觉、看书,都有声音在。这个方法是一个台湾人教我的,它会让你进入写作的情景。”
如今不少中国商业电影都向好莱坞类型片看齐,近几年不断有国外编剧来华交流。美国编剧教父麦基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书与讲座被中国年轻编剧奉为“圣经”,但是售价不菲。
被问到诸如此类的培训是否有用时,《心花路放》编剧之一的董润年表示,中国的类型片与好莱坞的类型片还不是完全一样的,两者的电影发展历程也不会完全一样,“麦基的东西更多是一个技巧,真正写起来还是要靠地气。”
张冀说,成为好编剧最重要的指标是花的时间够不够多,够不够勤奋。“麦基我觉得是有用的。我讲得再现实一点,如果你是文学系的,写诗的写小说的,一定要看麦基,这是一个技巧,但真正写戏是要抛开的,这只是行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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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梦想
也想拍属于自己的电影
《心花路放》票房大卖,也让董润年凭借该片以及之前的喜剧《厨子戏子痞子》,跻身10亿票房编剧行列。谈到成长的经历他很感慨:“80后编剧的路子挺难走的,我身边有编剧朋友的剧本很好,但拿出去就是没人投资。
我的运气比较好,第一部片子就比较顺利。”他透露,自己原本是学导演专业出身的,一度也很焦虑,感到做不了导演。现在他觉得先做编剧也挺好,可以向合作的导演学习,等积累了经验之后再转型做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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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建言
年轻编剧要关注社会现实
作为老一辈的编剧,芦苇深切地体会到了自己和年轻编剧之间的代际鸿沟:“当下的年轻编剧偏爱商业电影等类型片,我们那一代更关注的是社会、历史和生活环境等带独立思考的东西,当下真正关注社会现实的电影凤毛麟角。”芦苇指出,受到商业大潮限制电影制度的影响,我们越来越不关注现实题材的电影:“一方面,商业片让中国电影赚足资本,另一方面,这样的娱乐形式也让中国电影渐渐丧失文化表达。”
像《如果爱》《白日焰火》这样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还在非常焦虑地关注真实,还愿意用真实的内容来和观众交流。”
对于当下年轻编剧的生存状态,芦苇认为:“就和我们的空气一样,非常糟糕。这也许不是年轻编剧的责任,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
正如芦苇所说,电影是一场博弈,要么战胜它,要么就成为它的附庸品而没有独立的声音。中国电影还缺一课,就是研究世界电影的文化价值表达。对年轻编剧,芦苇表示:“研究世界经典电影。他们足可以交给你所有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