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水煮娱 长凤新
以往活跃在文坛乐坛的才子们,今年纷纷贡献电影处女作品。内地韩寒有《后会无期》,香港陶杰有《爱·寻·迷》,近期则有崔健的《蓝色骨头》。跨界行动需要投入十分心力,以示他们可以通杀四方。不管过往姿态如何,何方阵营,在头一部电影作品上,他们如出一辙地涉及同一个问题:寻父寻枪。
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只有中国的孩子才会这样问。爸爸其实不存在。鲁迅说过,中国人“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后会无期》里的爸爸其实没死,就像唱《平凡之路》的朴树当年唱过的另一首歌,“有一天爸爸走累了,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他没去陌生山谷,而是同另一个女人隐居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也相当于去了绝情谷,因为他对前世妻儿不闻不问,简直匪夷所思。《爱·寻·迷》与《蓝色骨头》更为直白,让父亲的一支手枪在片中时隐时现,神乎其技,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众所周知,枪是男人的命根子。
作为男性性别角色的代言人,枪并非一个新鲜的隐喻符号。比如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里,姜文时不时朝天空放枪,一枪一个准,鸟雀噗噗落地;又或者朝房祖名举起长枪,恐吓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身无长物,表示男孩距离男人还有漫长的一步。《蓝色骨头》里的父亲有一把自制手枪,一次不慎走火,母亲用它打掉父亲的一只睾丸,彼此郁郁终生。这不禁让人想起崔健的名作《红旗下的蛋》,以及“蛋蛋的忧伤”。片末,父亲靠这把手枪,向世界争取最后一点本钱作为遗产,同时完成自己的英雄葬礼。只是最后不知该如何处理那把枪,只好丢在了青山绿水间。
香港电影《爱·寻·迷》更是剑走偏锋,演绎一段现代聊斋:儿子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谁知曾为警员的父亲携枪潜入民间,重遇时已变为阿莫多瓦电影里的人妖爹地。“我日日站街头等,却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他哀怨地对儿子说,哭花了浓妆。过去是残局,今天是迷局,明天是什么结局?儿子带着这一疑问,领回父亲自宫去势的这把遗物,饮弹自尽。新年夜的上空,腾起蓬蓬烟花,一声震得人心恐,那年烟花特别多。
关于家国身世的此类隐喻,不可谓不沉重。由文字、音符转变为影像,才子们好像必须得放出这一大招,才能过去自己那道槛,或者,才能自觉征服得了旁人。至少在国内这些跨界的新导演那里,寻父寻枪仍是一个屡试不爽,或者说无法绕过的密码。不知对于国外观众而言,这是不是应该算作小儿科。他们银幕上的枪声早已泛滥成灾,浑身是G点,不会一生跟一把枪过不去。
不过,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也说:“难道伟大的艺术家就应该拒绝使用手枪吗?当然不是。伟大的电影中也有枪战,但是艺术家又一次以别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他以吴宇森与北野武为例,形容子弹在他们的电影中已经转化为某种舞蹈。子弹穿越苹果,哗,爆米花好美……子弹的舞蹈,我们却少见。不论是文坛高手,还是摇滚老将,一拍电影,触及父与子的母题,枪是枪,弹是弹,紧张兮兮,擦枪走火,便是终生遗憾。永远宛若初见,一点不忌讳手段陈腐,想象力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