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龙的变与不变：耐住寂寞方能高于人

郑晓龙对话女物娱乐

　　身份之变——从伯乐到千里马

　　随着郑晓龙作品的探索，还有他身份的变化。2010年9月17日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成立28周年的日子，这期间，郑晓龙当了中心10年的副主任，16年的主任。在此之前的9月15日，“北视”领导正式宣布同意郑晓龙辞去中心主任一职。“北视”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影视剧发展的摇篮之一，郑晓龙在职期间组织策划拍摄的一系列影视剧，都成为中国电视史上一座座难以逾越的丰碑。由郑晓龙提拔培养起来的“苗子”，如今也都成为了中国影视圈的大佬级人物，冯小刚、赵宝刚算是典型代表。

　　曾经，在郑晓龙“大车店”的破旧办公室里，两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床，郑晓龙、王朔、冯小刚、李晓明一批热血青年在这里海阔天空，信马由缰地海聊，灵感火花互相碰撞的快乐，让这群年轻人们豪情万丈，有了后来一个个影视作品的雏形。多年后，冯小刚对郑晓龙一直心怀感激，“郑晓龙是很有性格魅力的领导，托着这一伙年轻人起来的。”

　　90年代初，冯小刚还在北京城建当美工，郑晓龙把他调到了“北视”。当有人怀疑初出茅庐的冯小刚当编剧的能力时，郑晓龙毫不犹豫力挺。1984年调到“北视”之前，赵宝刚还在钢厂当工人，后来在郑晓龙的提拔下，当了《渴望》的导播、《编辑部故事》的导演。1997年《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本来郑晓龙要亲自执导，但赵宝刚在友谊宾馆的楼下足足等了郑晓龙两个小时，说很想拍这部剧，郑晓龙一听大为感动，说“那就你拍吧”，于是成就了“赵宝刚+海岩”这一对黄金组合。

　　郑晓龙曾经笑言，当年拍《北京人在纽约》就是想给那些“不服管”的导演看看，别以为我不能拍片子，我就拍一个给你们看看。结果，《北京人在纽约》的大获成功，让一帮人看傻了。从那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郑晓龙作为“北视”的主任很少出来拍片子，他狠抓剧本创作，设法拉投资，把当导演扬名立万的机会拱手让给别人，看着曾经手下的“虾兵蟹将”纷纷自立门户成长为业界大佬，郑晓龙总是说：“做组织工作也是一种奉献，当领导就要有胸怀。”

　　不过，后来“北视”中心改制的艰难，以及行政工作的缠身，让郑晓龙更怀念起单纯搞创作的快乐。于是，郑晓龙在57岁那年辞去了中心主任的职务，一门心思当起了自由导演，开始从知人善用的“伯乐”向“千里马”的转变，“我现在拍片子也不算晚吧。我也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你好赖当过伯乐吧，你自己也是一匹能跑的马。”眼下，已经61岁的郑晓龙，干劲儿正足，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觉得吃力，一部部佳作的问世，是他身份转变之后的重新出发。

资料图片：郑晓龙在片场

　　艺术标准上，郑晓龙有“不变”的固执

　　“谁能耐住寂寞，谁未来就能比别人高”

　　艺术追求初心不改——保持生活的温度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闭门造车”却成了当今影视圈的一种怪现象，艺术创作者不去深入生活，整天呆在书斋里图解真实。而多年来，郑晓龙却坚持做“平民导演”，保持一颗热情感知生活的心，“现在很多影视人很贵族化，已经没有了生活化的感受。其实，创作者应该有平常心，我到现在还吃麦当劳，喜欢街边小吃，有时候还坐地铁……这样你就在生活当中。”再加上，鹰一样的敏锐眼光，孺子牛一般的辛勤耕耘，郑晓龙想不成功都难。

　　虽然郑晓龙作品的题材千变万化，但现实主义的创作思路却是不变的艺术追求。“现实主义题材不会枯竭，中国的这几十年，从文艺创作上来看是一个大富矿。”无论是针砭时弊的《编辑部的故事》、还原国人海外真实生存状态的《北京人在纽约》、还是讲述夫妻五十年风雨历程的《金婚》，郑晓龙的作品中始终葆有生活的温度。就算被奉为经典古装剧的《甄嬛传》，其实郑晓龙的重点并不是讲“宫斗”，而是表达一种对封建帝王制度的批判。

　　“现在一些90后小观众看了古装穿越剧之后，感觉古代的生活挺好，也一门心思想穿越回去，这是极不可取的一种想法，有一些女孩子还想跳井穿越回古代宫廷，去给皇帝当妃子。我觉得真的是幼稚，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皇帝几十个妃子，你就是那几十人的其中之一，能幸福吗？能自由吗？一个男人拥有几十个女人，不可能多少年就单恋一个人，这是不现实的，要我说纯粹扯淡。”通过作品表达一个鞭辟入里的道理，警示后人，才是郑晓龙拍《甄嬛传》的题中之义。

　　苛求细节耐住寂寞——不浮躁也是一种修养

　　当今的影视创作，不少创作者心态浮躁，剧本把热播桥段拼拼凑凑，日夜赶工粗制滥造。细节缺乏生活逻辑？观众狂喊雷人？没关系，只要把收视率骂高了，吐沫星子又何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郑晓龙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显得像个“异类”。

　　郑晓龙曾经在央视讲过一堂有关耐心的公开课：“谁能耐得住寂寞，谁未来就能比别人高一块。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打出去的时候更有力。”这一收一击的哲学，在郑晓龙拍摄《甄嬛传》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007年，郑晓龙在妻子王小平的推荐下买下了流潋紫的小说《甄嬛传》，准备好好讲讲封建帝王后宫那点事。当时正值古装剧的低潮期，所谓“宫斗剧”还甚少有人涉猎。而五年之后的2012年，当郑晓龙拿出精心打磨的《甄嬛传》时，却遭遇了相当的尴尬。原来郑晓龙埋首创作《甄嬛传》的这五年，“宫斗剧”题材已经历了从盛行到退潮的大起大合，由于几乎泛滥成灾，总局也发令2012年1月1日起禁止卫视播出“宫斗剧”。不过，《甄嬛传》因对封建帝制的深刻批判和剧作的高质量，逃过这一劫。《甄嬛传》播出后，扎扎实实地给那些宫廷戏上了一课，有人说，《金枝欲孽》后很多年再无像样的“宫斗剧”，《甄嬛传》之后这个周期也许会拉得更长。

　　《甄嬛传》何以拍得如此之慢？细节！郑晓龙对于每道工序、每个细节要求苛求。《甄嬛传》的剧本就出了十几个版本，即便开拍之后，郑晓龙也几乎每天给远在美国的王小平打越洋电话，半夜改剧本那是常事。开拍前，他去了好几次故宫，看场景、研究比例，从养心殿到乾清宫，到底有多少距离？雍正下了朝去见妃子，要经过多少弯弯绕？而且郑晓龙发现，站在故宫里面是看不到北京北面的山的，但在横店拍的戏镜头里有山，所以他坚持动用电脑特效把山抹掉。

　　当年拍《北京人在纽约》时，几乎身边所有人都建议郑晓龙到美国拍外景，室内的部分就在国内搞定，这样可以节省一大笔资金。但郑晓龙坚决全程在国外拍摄，哪儿发生的故事在哪儿拍才能有现场感。编剧李晓明曾这样评价郑晓龙，“他平时特别随和，挺憨像小孩儿，可是脾气特别大，认准的东西特别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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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对话：一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哲学

　　陈家堃：最近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作为艺术工作者，您觉得应该怎样贯彻？

　　郑晓龙：我们一直在贯彻，表达真善美，表达家国情怀，这都是我们作品当中表现出来的。其实不要把文艺作品当作图解政策的工具，文艺作品它是松土的，它要灌输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反对假丑恶的追求，这就非常对了。包括《甄嬛传》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它也是真善美的表现。过去我做行政工作做得比较多，当然这个也给我一个好处，就是让我更多地了解我们党的文艺政策方向，对于创作有很大帮助。

　　陈家堃：在您的组织策划下，“北视”中心在上世纪90年代开创太多先河，您算是中国电视的拓荒者。

　　郑晓龙：不光是我一个人，是我们一批人。只不过我到现在还在这儿死皮赖脸地干。那会儿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现在好像不大提了，就是要解放思想。我觉得文艺创作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更多的新作品出现，优秀的作品出现。其实解放思想应该贯穿在我们改革开放，国家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

　　陈家堃：为什么现在很少有哪个剧是开创了“第一”，成为“现象级”的作品？是我们的创造力枯竭了吗？

　　郑晓龙：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对不对？我们文艺创作、艺术创作不能老是这不成，那不成，你应该是鼓励这个成，那个也成。这样才能够出好作品，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出能被时间和历史遗留下来的作品。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陈家堃：可以说，《甄嬛传》您把古装剧拍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现在您又在拍另一部古装大戏《芈月传》，您觉得《芈月传》能超越《甄嬛传》吗？

　　郑晓龙：我干吗非得超越《甄嬛传》，《甄嬛传》又怎么样了，我又没觉得《甄嬛传》就好到不可超越了。其实我觉得它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拍《芈月传》，非常有信心观众会喜欢看这部片子。它里面的情节、人物，包括情感的那种浓烈程度，都会非常好看。

　　(陈家堃/文 夏祺/图 陈植/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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