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最烦观众只爱听我唱《一无所有》

　　崔健，一代人的精神偶像，时至今日你已无法用一个简单的词汇定义他的身份，歌手？演员？导演？诗人？但在不同身份的穿梭中，仍能感受到崔健的不妥协。他不能接受艺术被金钱污染，也不能接受艺术被娱乐包装，在商业和艺术的博弈中，崔健表现出的是一种成熟的态度——艺术需要商业来认证，但艺术不能为了挣钱而商业。他的不妥协也表现在接受记者专访中，崔健从来不为宣传而迁就媒体，更拒绝一切可能被利用的八卦噱头……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摇滚到８０岁，甚至更久……

　　■ 粗糙的音乐有力量

　　记者：新专辑会在什么时候出，在曲风上会有什么变化？

　　崔健：原本新专辑应该在去年年底推出，但因为电影延期了，我正在进行后期工作。在曲风上不会有太多的变化，还是崔健的音乐，不过我不愿重复自己，所以每首歌都会不同，但精神内核相同。我的音乐建立在旋律基础上，不同的是速度、节奏。我认为旋律化的慢板歌曲在表达情感和信息量的传递上不如说唱作品，现在我觉得粗糙的东西不见得都不好，粗糙的音乐就会让人觉得很有力量。

　　记者：很多老歌迷想听到像《浪子归》《拿错的雨伞》《艰难行》这样你创作初期的作品，你如何看待这些早期作品呢？

　　崔健：早期中国音乐人和听众分不清摇滚和民谣的区别，我们也都是通过不同渠道获知的音乐，在那个时期，我们都淡化了自己的风格。可以这样说，我是在《一无所有》之后，才清楚了自己想要做什么音乐。现在不是我不唱那些老歌，只是它们不能代表我真实的创作状态。

　　记者：你介意别人翻唱你的作品吗？从当年徐小凤的《真爱又如何》（《一无所有》粤语版）到“好声音”李文琦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你比较喜欢哪个歌手的翻唱版本？

　　崔健：我不介意任何形式大家对我作品的翻唱，首先人家翻唱都正常付了使用版税，其次一点因为音乐作品的独立性很强，我创作出来之后，就像看着一个孩子长大，我作为父母不能真正左右孩子的将来。所以，别人翻唱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更没有权利评价，仅仅那首歌的首唱是我而已。

　　记者：你的新一轮巡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崔健：这一轮巡演其实两年前就开始了，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加入了更多视频的元素，多媒体的使用是为了帮助观众理解我的新歌创作意图。当然，如果以后有一天，大家对我新歌的了解程度已经不再需要视频帮助了，我想就干脆让大家的精力放在舞台和音乐上，那时候也许就不需要这么多视频的辅助了。天津站的演出将有九拍现代音乐俱乐部的孩子们加入，他们会和我合作不止一首作品，我很期待现场和天津的观众见面。

　　记者：我清楚记得１９９３年你在天津人民体育馆连续几天的激情个唱，从人民体育馆到几年前“群英会”体育中心的户外演出，你对天津歌迷有什么印象吗？

　　崔健：我不会说客套话，天津和北京本身就是邻居，很多天津歌迷也经常去北京看演出。在我看来两地文化有共性，而且北京很多人都喜欢说天津方言，因为质朴幽默，很有特点。我对天津的印象反而是更多来自其他方面，比如天津的九拍教育，创始人李红育先生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样的学校在北京都没有，但是九拍的学校已经遍布全国，我相信未来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会在九拍现在的孩子们中出现。

　　■ 对上春晚不要想太多

　　记者：我们都知道你对鼓王张永光的离世非常痛心，他对你的音乐有什么帮助？

　　崔健：三儿的出现在技术上对我们音乐帮助很大。他的演奏非常大气成熟，他清楚摇滚乐、流行音乐和乡村音乐之间的变通，可以说，他的出现，让我的音乐有了更多流行性和摇滚特质的结合。

　　记者：当下摇滚乐已跻身主流市场了，许巍、汪峰、郑钧都有自己的阵地，你怎么看当下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

　　崔健：商业上的数字不是反映一种音乐形式是否主流化的唯一标准，有些音乐人的作品数字化衡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成功，但是他们的创作里找不到一点摇滚精神。

　　记者：不过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依然没有真唱、真弹的摇滚乐演出，你认为这种牵手指日可待吗？

　　崔健：对春晚，我们不要想得太多，它只是一个被人认可的官方晚会。我认为，如果你过多关注春晚，是一种不开放的表演，是一种落后的标志。我个人对春晚不敢奢望太多，但也相信春晚的舞台上早晚会有真正的摇滚乐。

　　记者：如果《我是歌手》这样的节目邀请你，你会拒绝吗？

　　崔健：我本人不排斥任何现场表演的机会，只要能让我们真的演奏、真的演唱，现场有我们自己专业的调音师，甚至专业的缩混加工，我都愿意在电视舞台上和大家见面。但是，如果有的节目找我为了炒作，我一定不会去，我不喜欢自己被八卦新闻包围，和音乐无关的话题太无聊。

　　■ 一直都好现代舞这口儿

　　记者：再看《蓝色骨头》有什么感觉？如果还有机会掌镜下一部电影，你会选择什么题材，会向商业市场妥协吗？

　　崔健：《蓝色骨头》因为投资有限，所以不能邀请到有商业市场票房号召力的演员。这样的演员，本身就能够调动观众情绪，带动票房提升。我从没有忽视商业存在，但也不会追求“妥协”的商业。我不认同艺术电影不能商业化的观点，很多优秀的商业电影其实是很艺术的。我个人觉得只要在创作上不伤害艺术本身，可以有商业的考虑。

　　记者：为了电影你做出的最大让步是什么？

　　崔健：上综艺节目，为了宣传我的电影，我上了。别扭，浑身毛骨悚然的。

　　记者：从舞剧《十月·春之祭》首演时的音乐总监升级为总导演，是因为你喜欢现代舞吗？高艳津子称你是这个新版本舞剧的“父亲”，你怎么看？

　　崔健：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才是这个作品的父亲，我其实是个接生婆。大家不太了解我，我一直就看现代舞，中国的、外国的都看，我就好这口儿。我尤其与北京现代舞团渊源颇深，我曾邀请该团在自己的演唱会上跳开场舞，《蓝色骨头》曾是该团《三更雨·愿》的配乐；２００１年，我还曾与担任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的曹诚渊合作完成了现代摇滚舞剧《给你一点颜色》。我觉得现代舞可以算是中国唯一一块没有商业气息的净土，他们生存的环境并不好，但这群人却一直在思考。如果不是热爱现代舞的人，是不可能完成工作的。很多现代舞艺术家虔诚得像教徒，辛苦得像民工，感性得像疯子，理性得像哲学家。我和北京现代舞团的合作，也是希望能帮这些艺术家一把。

　　记者：从音乐创作到客串电影，从跨界拍电影到导演舞剧，你的艺术触角还会涉及什么领域呢？

　　崔健：我未来的创作还会以音乐为主，而拍电影和做音乐之间的角色转化不会消耗我的精力，反而我认为是一种对我自己有益的状态转换。我做什么都是出于爱好，而不会为了做什么而“跨界”。除了现在做的这些，我不会再干别的什么了，做电影和舞台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我的放松。

　　记者：你希望做中国的米克·贾格尔吗，到了８０岁依然在舞台上摇滚？

　　崔健：对我来说，摇滚到８０岁，甚至更长久都是天经地义的，当然前提是我能活到那个时候。我不觉得这是一种“坚持”，因为坚持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摇滚和舞台表演对我来说是一件兴奋的事，我享受舞台就像享受生命一样。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品，我最烦的就是有的观众只喜欢听我唱《一无所有》，我渴望不同时期的作品会和不同的观众产生新的恋情。如果可以，我愿意为大家一直摇滚着，歌唱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