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大师》导演陈正道
他觉得《重返20岁》比《催眠大师》更流畅更精致,不过他也说:“也许票房的进步比我实际的进步更大。”
“2014年是我从影十周年耶。”陈正道说话时带着台湾腔,笑起来,小眼睛在胖乎乎的圆脸上挤成一条线。大学四年级拍摄长片处女作、惊悚片《宅变》,25岁拍出台湾青春电影代表作之一《盛夏光年》;33岁,《重返20岁》冲进内地贺岁档。陈正道的导演资历,比现在很多四十出头的“青年影人”都要老。“华语电影世界里,我估计是绝无仅有的个案吧。”
陈正道的祖辈从内地迁往台湾,他从小家境优渥,个性独立,中学便开始学习绘画,拍摄短片。1999年,台湾刚刚开始学习美国,考大学要通过申请,文化课成绩只是参考依据。正在念高三的陈正道刚好赶上第一批“实验”。这批学生都没有太大的高考压力,陈正道甚至有时间拍短片,还得了奖。最后他连学科考试都没有参加,全凭两部短片和口试成绩,直接保送到一所设计专科学校。
进了大学,他的专业跟拍电影也没有关系,在陈正道看来,大学只是一个青春历程而已。“在台湾,很会读书的人和不会读书的人,出来之后赚的钱差距很小。”陈正道的大学时光,花了很多时间拍短片,其中《狂放》入围2004威尼斯影展国际影评人周竞赛单元与东京国际电影节“亚洲之风”竞赛单元。这些经验为他后来接拍《宅变》打下了基础。
早早出道的陈正道,对成功和挫折的体验也比其他同行早一点。
拍完《盛夏光年》后,他曾有过一段“飘飘然”的时期。“在台湾电影市场那么差的情况下,竟然卖了1000多万台币——当年的年度票房冠军也往往才1000多万而已,并且还卖了16国版权。”那段时间,他经常飞来飞去参加各国影展,“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是,在台湾拍戏的四年,市场一直不景气,他的骄傲情绪又让他变得不好合作。他终于发现自己并非无所不能,只好重新学习怎么选择合作方,怎么跟制片方相处,而这是他早年顺景时并不在意的事情。
2008年,实在无片可拍的陈正道只身到内地发展,但带来的两个天马行空的项目都找不到投资。直到三年后,他才接到小马奔腾的《幸福额度》,算是站稳了脚跟。这一年,他刚好三十而立。2013年,他接拍《101次求婚》,主演是黄渤和林志玲。此后,他被称为“第一位进入亿元俱乐部的80后导演”。但陈正道对这两部电影并不满意。“内地市场工业产值不停地翻番,吸引了大量投资和商业植入。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也开始变得急迫,急着跟明星卡司合作,急着迎合市场。”
两部电影口碑均不佳,这让他有了危机感。他事后总结,一方面是不适应环境,一方面是自己没做好。现状没那么糟,重点在于心态。“毕竟内地市场有很多优势,资金充裕,可以拍很多过去拍不了的东西。”
当接到年轻编剧任鹏写的悬疑剧情片《催眠大师》剧本时,他感觉转机来了。催眠题材的悬疑电影,过去几乎没有,这将是一次具有开拓意义的尝试。他告诉自己,“要利用高预算、充足的时间、精美的制作和好演员,去拍好一部类型片。”最后,《催眠大师》不仅在创作上有一定突破,票房也达到2.5亿元,成为他个人的票房新高。
在《催眠大师》的后制阶段,他接到了《重返20岁》的邀约。这是韩国喜剧片《奇怪的她》的中国版,和韩国版同时开发。陈正道喜欢这个剧本,他透露,为了拍这部电影,身价上涨的他拿的片酬反而比《催眠大师》更低。因此,当片方提出减少制作周期,或者赞助商要求更多植入时,他一律用“对不起,我降价了”挡回去。他觉得《重返20岁》比《催眠大师》更流畅更精致,不过他也说:“也许票房的进步比我实际的进步更大。”
最好也最坏的时代
陈正道曾说,自己碰上了台湾电影最坏的时代和内地电影最好的时代。不过现在的他又修正了这个说法,“台湾电影最坏的时代,坏的是商业和票房,但那是创作最好的时代,你有机会拍你想拍的题材。内地目前是商业和票房最好的时代,但对于创作却可能不是。”
他以自己最熟悉的青春片举例,坦言《盛夏光年》虽然不成熟,但却很真实地还原了他的高中和大学生活。“《蓝色大门》、《盛夏光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这些台湾青春片,当年谁都没有想过能赚钱,只是因为成本好控制,所以拍的人多。在市场那么坏的时代,台湾青春片在看似矫情的外表下做了不矫情的事,创作者都很诚恳、很勇敢地再现自己的青春。而现在内地青春题材很赚钱,很多青春片就是塞进一大堆时代符号,恨不得用‘青春’不停地砸你,催你快想起那个时代。”
他对内地电影市场的繁荣景象颇为警惕。“中国电影市场进步得比导演快,这是个危机。我明明还没拍得那么好,但是票房已经很高,片酬也给得很高。可是当你的票房超过你的电影品质太多的时候,观众可以随时甩掉你。”
有个初中生看完《催眠大师》后对他讲,电影真好看,看得他自己也想当导演,于是请陈给他推荐电影。陈推荐了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致命魔术》,结果这个学生看完之后就不再跟他聊天了。陈正道感慨地说:“我要从《催眠大师》的水平上升到《致命魔术》的水平,你需要给我十年,也需要给这个产业十年。但是观众的成长就在一夜之间,你追起来很辛苦。”
虽然是商业片导演,陈正道却是不折不扣的80后电影青年,观片量巨大,引经据典毫不含糊。他也像内地文艺青年一样混“豆瓣”,看影评,当然也包括自己作品的影评。虽然有些网友的刻薄评语难免让他有情绪,但他还是努力保持理性。“既然走商业片路线,就要经受得起批评。过去夸奖的声音太多,对我的性格造成影响,现在我会多看负面评论,尽量下次做得好一点。这不是对观众妥协,是对自己负责。”
如今的陈正道,面对媒体和观众已经相当老练。《重返20岁》点映场交流,有人赞扬他有“中国版朗。霍华德”的潜质,他连忙笑着说:“你们影评人不要捧杀我啦!”面对“韩国电影甩中国电影几条街”的说法,他大方回应“至少我还在这条街上追”。采访期间,他侃侃而谈自己对当下国产电影的见地,不过也不忘随时提醒记者,“刚才/以下这段不能写哦。”俨然是老姜一枚了。
对话陈正道 专访实录
记者:台湾导演里,像你这样转到内地发展,走商业路线的似乎是少数,更多人会坚持台湾本土化的文艺风格。而你在台湾也拍过文艺片,现在拍商业片算是主动转型还是在向市场妥协?
陈正道:有一个难听的判断只有我敢讲:其实在台湾,这些导演被教育说那种青春、文艺风格的电影就叫商业片。你要看看台湾的书长什么样,电视广告长什么样,路边的咖啡店长什么样,你就知道台湾的生活本来就很小清新,不是只有电影小清新。拍小清新跟写“春晚”段子一样,都是自然融入环境的结果。我觉得自己是中间创作分子,基本上我喜欢的东西观众就会喜欢,所以没有刻意转型。
记者:你过去喜欢王家卫,现在却欣赏徐克和陈可辛,是因为后两位对内地的环境适应得很好吗?
陈正道:不管是小时候喜欢王家卫,还是现在喜欢徐克、陈可辛,这些导演走的路线都是我走不了的。如果我发现有一些导演跟我的风格类似,我有一天可能变成他,那我就不会喜欢他。这中间有某种奇妙的心理因素。
我喜欢徐克和陈可辛,不光是因为他们能适应内地环境,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进步。徐克到了现在的年龄,还在风格、技术上有新追求,我很钦佩。陈可辛过去能拍“鬼婆婆”那种主题,现在能拍《中国合伙人》、《亲爱的》,他一直在关注观众想看什么。这两位导演提醒我不要消耗资源。也许有一天我也能拍一部很成功的电影,我也不会就此重复,而是无论多老都要不断尝试新东西。
我的下一部电影是《记忆大师》,还是和徐峥合作,但是内容跟《催眠大师》完全不同,不是续集。
记者:据说你现在已经放弃“接地气”的努力了?
陈正道:我刚来内地时,一直被人家说成“台式小清新”,我就急着想要接地气,后来发现意义不大。比如拍爱情电影,最重要的是向观众传达“我爱你”。当我很诚恳地把电影拍好,就算有点台湾腔,观众也听得懂我在说“我爱你”。如果我不诚恳,片子拍得很粗糙,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植入,明明是台湾腔还要努力装成内地口音,就算我用四川话讲“我爱你”,四川人也不会感动啊。
所以,从《催眠大师》开始,我决定不去接内地的“地气”了。这部电影是高概念,设计感很强,故事很做作,我担心大家会觉得不真实,后来发现观众没有纠结所谓的真实问题,而是投入进故事里。所以,做自己就好,不需要去迎合。
记者:《催眠大师》题材新颖,由徐峥、莫文蔚担纲主演,最后的票房却没有超过同期上映的《同桌的妳》,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陈正道:不是好电影就有好票房,而是“对的电影就有对的票房。”我不能要求国中生下课以后去看徐峥和莫文蔚斗智,他们也许就是想看林更新会不会追到周冬雨。但我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创作取向。中国电影产业很宽容,如果你好好做,赔钱概率其实不高。追逐什么“5亿俱乐部”“10亿俱乐部”没有意义,这是大家对电影的迷失。
记者:你的导演之路受谁的启发比较大?
陈正道:张艺谋早期电影对我影响很大。我比很多内地观众幸运,他早期的电影在台湾都公映过,我都是小时候在电影院看的。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我看到他怎样用墙角把男主人的头挡起来。当我觉得他的电影里充满了美学设计时,突然又出现了《一个都不能少》,拍得像纪录片一样,那种朴素美学让我震撼很久。到了《我的父亲母亲》,他又让我思考,为什么现实是黑白的,回忆是彩色的。
记者:对于你的职业,“年轻”带来的优势更多还是劣势更多?
陈正道:我虽然年轻,但不是新导演,早在拍MV的时候就跟蔡依林、孙燕姿、陈奕迅合作,所以面对大明星没有压力。拍完《催眠大师》,几乎每个记者都问我,“你觉得你镇得住徐峥吗?”我问徐峥,他说,“你当我是河妖啊?”这其实是大家对年轻导演的想象。
从来没人问我是不是镇得住杨子姗,其实杨子姗真的不太镇得住,她意见特别多。我的等级观念比较淡薄。小时候我爸常对我说,你判断一个人的人品,不要看他是否尊重比他厉害的人或者长辈,如果他对底下人态度很好,这个人才是尊重自己的。这个教育对我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