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去年9月起，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肖鹰以《当下文化病态批评》为题，在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十余所高校做解读当下文化现象的演讲。肖鹰教授的观点，一度引起网络的广泛热议。
■肖鹰
技术媒介的狂欢
我们对信息的接收，是一种被切断语境的接收。缺乏了背景，现实可以被任意重塑。学过电影的人都知道，同样的镜头，前后连接不一样，意义可能完全相反。这就是媒介的力量，这种力量被用于一种狂欢，网络因此走向极度的娱乐化。
这种狂欢会从根本上瓦解并颠覆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以负价值代替正价值，丑的代替美的，恶的代替善的，假的代替真的。这样便催生了“网络审丑化”。
“网络审丑化”使人们失去了自己最后一点廉耻。中国文化的病态，很大程度上是由“唯市场化”导致的，票房、点击率决定一切。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们中国是彻底“时尚化”了。
德国社会哲学家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指出，时尚的动机是超越客观、超越审美和其他应用性的，时尚的动机只是一种形式社会学。在时尚普及化的时代，大众行为都以丧失羞耻感为标准。没有羞耻感，才可能有时尚的运动。这也许就是干露露母女走到这个地步的原因。这就是当下文化的病态结果。
乌合之众与“粉丝”文化
在这个标题下我想讲的是郭敬明。郭敬明有很多追随者，对于他们，郭敬明的小说虽然絮絮叨叨、反复重叠，但是并不枯燥，永远是“新鲜的”。阅读郭敬明，不再是文学欣赏，而是一种被消费文化严重殖民之后的生活行为。就像我们习惯不时翻看手机，这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尽管手机并没给你带来真正的新信息，但是你还是要不时翻看。我认为，对于郭敬明的“粉丝”来说，阅读他的小说、看他的电影，是一个全方位、整合性的一体化深层活动，一种生活——郭敬明“粉丝”生活。
谈“郭敬明现象”，必须谈他的抄袭事件，这是理解“郭敬明现象”的重要因素。抄袭案的终审判决郭敬明构成对庄羽作品的整体性抄袭，判罚郭敬明赔偿庄羽20万元并公开道歉。郭敬明公然声明：只交钱、不道歉。郭敬明的态度招致了强烈的舆论讨伐，但他的“粉丝”却说：“抄袭有什么不好？只要是小四的，抄的我们也爱。”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成语，叫“三毛抄四”，说已故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书名是抄袭“小四”！
“粉丝”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让每个人放弃自我，丧失个性之后，去追随他的偶像，然后寻死觅活地维护偶像的存在。
在当下这个大数据时代，他们的追随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控制或被诱导的。所以郭敬明的“粉丝”——根据我的观察，包括韩寒的“粉丝”、崔永元的“粉丝”、赵本山的“粉丝”——都非常不讲道理。因为作为“粉丝”时，他们不再为自己作为个人承担责任，也不再需要道德。准确地讲，“粉丝”在群体状态下，因为意识受控于群体观念，丧失了个性，从而具有非理性、幻想性、偏执、狂热、非道德化的心理特征。
资本权力与自由神话
谈韩寒比较危险，不管支持他还是反对他，似乎永远是错的。韩寒为什么能走向神坛？我认为，根本原因是产业资本和文化权力的勾结。
韩寒最初被打造成神话，是出于两个需要：一是韩寒家庭，尤其是他那个望子成龙的父亲韩仁均的需要，倒未必是韩寒本人的需要；二是上海《萌芽》杂志的需要。
当时的《萌芽》经营惨淡，急于寻找脱困的捷径。它在“新概念作文大赛”时发现，所有参赛选手中，只有韩寒有特别的新闻价值。一位七门功课高挂红灯的桀骜少年获得作文大赛一等奖，不但极博眼球，还确证了《萌芽》是天才伯乐。后来的舆论确实将《萌芽》看作了发现甚至创造“天才作家”的圣地，于是在全国文学期刊极度萎缩的境况中，当年的《萌芽》订阅量从几千甚至几百本，一下攀升到50万本。
在对“天才韩寒”的神话塑造中，除了文化权力，还有产业资本的力量。韩寒除了有“天才作家”“公共意见领袖”的身份外，还是众多品牌有形和无形的代言人。近10年来，韩寒一直是被特殊推荐的“新浪博客头牌”。最近，韩寒代言了一组新浪移动客户端的户外广告，上面用了韩寒的照片，广告语为“新闻不是讨你喜欢”、“新闻不是审判”等。新浪到现在仍不愿意放弃韩寒，不正是觉得他还可以吸金吗？韩寒背后有强大的资本力量，最初是打造他、包装他，现在是利用他。
韩寒神话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是什么？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一个习惯奴欲与崇拜的国度，不论我们想追求自由还是表现反叛，都要攀缘在一个偶像身上。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说过，“哪里有乞丐，哪里就有神话”。“韩寒神话”就是我们遍布精神乞丐的文化制造出的产物。
大数据时代，我们在媒介控制下的自由幻想中生活。媒介信息无止境地消费现实，因为盲从和轻信，我们常常是在假造的文化景观下群聚。我们会在资本权力和媒介权力、文化权力多重的夹击下失去真实，或者气馁妥协，变成它们的牺牲品。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化的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