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有寿命的,普天之下无一幸免。相爱是彼此被对方深度催眠。最好的结果是,两人一起醒了。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摘自冯小刚《不靠谱》一书)...
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贴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沙发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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