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杨亚洲承认与倪萍是伴侣 她在一起我很知足

记者：谈谈小人物对你的感动？
杨亚洲：片中地震两周年悼念那场戏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帮助拍的，他们的话那么朴实。一个父亲告诉孩子，让姐姐要照顾好弟弟；另一对父母说，孩子，爸妈来看你了，我们这些拍摄者看着他们全是眼泪，我保证孩子们的名字会出现在电影里。那种打动是渗入心底的，拿不掉的。拍摄这样一个故事，连我们摄制组里的人都变了，我们队伍里有不少80后90后，开始拍摄时，有人害怕当了逃兵，在拍摄的两个月里，他们变化惊人，从躲藏到最后抢着进。我们在拍摄看到那个地震震裂的石屋的时候，泥石流随时都可能发生，我希望往洞里深处走，那里就有埋着的逝者，我的儿子杨博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先走进去五六米，替演员走位，倪萍什么都没说，直接走了进去，真正从逝者的角度，想着逝者的痛苦。
记者：影片倪萍有大段落特写镜头的独白，有评论提出您有意为主旋律说教。
杨亚洲：这段我特别有心得。这些段落更像现代的链接，比如倪萍那段话最忌讳的话，领导看了都有这种担心，在拍摄过场中，我不是被动地拿上去的，我不是被动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真心拿上去了。
记者：把命题作品拍好是特别不容易的事情，《大太阳》的难度在哪里？和你最后欲罢不能的快感在哪里？
杨亚洲：命题作文的创作空间小，投资者向我要的东西太多，长影要振兴，政府要喜欢，还有一个票房的尝试，国际电影节上要走一回。如果钱多一点，没有那么多要求，兴许会更好，如果这次入围蒙特利尔电影节，是中国主旋律影片的一次突破。然而，现实生活给出的空间和宽度真的非常大，怎么样拍出他们的欢乐，那些流泪的人有笑声，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浪漫我怎样来表现，我们必须要融入生活中去，才能为自己找到答案。
现在懂表演的导演太少
记者：你是一个诠释中国小人物的高手，你这样关怀小人物的根基是什么？
杨亚洲：这是一个幸福观的问题。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分子，他们的脉搏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看着这样的生活我能踏实，有灵魂。我当年拍《泥鳅也是鱼》讲农民工的故事，当年他们还叫民工，他们有两亿多人，我们写他们的作品有几部?在我这些年的创作过程中，中国电影已经开始票房至上了。有人好心地提醒我说，民工们都不看电影，我犹豫了，还拍不拍？但是我真正走近民工，走进他们的生活，越了解他们却越想拍越不敢拍了，我的原则是不能背离真实，不拍真实自己肯定不喜欢，两个原因几乎让我放弃，民工不看，其他人不关心民工，党和政府不高兴怎么办，这么多人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睡不着觉，因为你越深入下去，他们在自己心里扎得越深，最后我想，爱看不看，就算没有人看没有票房，我也要拍。
记者：你观察生活的习惯是天生的?
杨亚洲：现在懂表演的导演太少了，我是演员出身，去看、去听、去接触。这是一种职业习惯，我至今仍然受益于这样的习惯。
记者：感恩是艺术家崇高的使命和责任，你的作品都有感恩的主题，艺术家不感恩，没有感恩的心拍不成小人物？
杨亚洲：我偏爱平民题材，偏爱他们是因为我看得见摸得着他们，他们才是生活的主流，我偏爱他们是因为我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我偏爱普通人，小人物不“装蒜”。只有拍他们，艺术生命力最长、艺术感染力也最强，所以我拍他们心里有底，有拍的冲动，有了他们才是生活，有什么理由不感恩？
记者：感恩的东西在你的作品中有怎样的影响力？
杨亚洲：像《大太阳》这样的拍摄经历，对艺术生命和自己的生命都是一次调整的梳理，今天这个桥还在，明天就没有了，石头裂着大缝，你进不进？剧组的人从害怕到一点点克服，到如走平地一样，这是心灵的进步。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是一件善事，是逝者的灵魂在保佑我们。相信一线创作人员，国家的力量，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今天的农民，那些小人物每一天都在变化，我们的创作过程也在变化。
做人拍戏不骗自己不拍垃圾

记者：以你在影视界的声望，完全可以拍大片，为什么却总是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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