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据我们观察,邓丽君在香港其实很孤独,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也没有自己的公司,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事先也无法保密……
想在苏州安个家
与邓丽君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新华分社决定由副社长乔宗淮出面,正式宴请她一次,地点在赤柱的宾馆。这里原是佳宁集团老板陈青松的住宅,佳宁破产后,新华社便买下来作为宾馆。
金庸后来说他也来看过,要是新华社不买的话,他可能会买下来。
隔了几天,邓丽君约我们吃饭,忽然提到要买房子的事。她说新华社各方面的关系较多,能否帮助她物色一套住宅。
根据邓丽君的要求,我们通过朋友,给她在深水湾找到一套房子,这就是现在的赤柱佳美道十八号,她表示很满意。在买下了赤柱的房子后,她约我们吃饭,谈着谈着,她忽然说:“住在台湾很烦,住在香港也烦,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烦的时候就去住住。你们能不能帮我?”
这更是出人意外!接着她又说:“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苏州,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当她听彭燕燕说我曾长期在江苏工作后,便要我帮忙。我当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便姑漫应之。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她忽然打电话问我,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这倒使我为难了。其时我正好要回江苏休假,就顺便去了一趟苏州。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局长带我看了一处地方,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院子很大,但楼房非常陈旧,已近危房。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买主开价要六万元。我画了个草图,带回香港。邓丽君开始不相信六万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我连忙说此事要等她亲自到苏州看过以后才能决定,可能还要办一些手续,现在急不起来。
1988年春,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地点在裕华国货公司四楼。
我让彭燕燕打个电话问邓丽君想不想去看看?邓丽君一口答应。翌日,我们陪她到了裕华,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邓丽君显得很开心,吃了不少。离开时,裕华的余老板给每人送了一斤茶叶、一份糕点。我把我的那一份转送给邓丽君,她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在走向电梯时,她忽然回过头,又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握手致谢。我注意到这个细节,这表现了邓丽君的礼貌与素养,也显示了她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
当天晚上,邓丽君打来电话,说她想请苏州客人吃饭,要我替她约定个时间。我因为忙于其他工作,便请彭燕燕代为安排。这次邓丽君设宴在天香楼,是一家菜价很贵的酒楼。她对客人非常热情,并宣布说:“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将来我要住在那里,每天喝龙井茶,吃你们的糕点,该有多好!”
内地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有关邓丽君歌曲解禁的传说
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与邓丽君的联系渐渐变少了。但她的美好形象在我的脑海内久久不能消失。
我记得,邓丽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后期传入内地的。那时大多数人家没有录放机,不具备听歌带的条件。邓丽君的歌曲是口头传播的,传播很快,特别是像《阿里山》一类的歌,不少人都会哼唱,上头发现后,即下令禁止传播。当时说邓丽君的歌是“黄歌”,是“靡靡之音”;还讲邓丽君参加过国民党的“劳军”活动,是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禁令仍未废止。
到了1984年,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于是,邓丽君的歌曲像野火春风般在内地传播开来。
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文化上更加宽容的象征。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种种传说。一种传说是: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问为什么要禁邓丽君的歌曲?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另一传说是:在接见香港立法局议员邓莲如时说:“香港有个邓莲如,台湾有个邓丽君,我们都是本家。”这些传说无从证实,但肯定有附会的成分。
种种传说虽无从证实,但“解禁”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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