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崔健你说你不愿意  崔健和他的年代

过去的东西都是过去，你参与它干吗？你复制它干吗？一点意义都没有。再牛B，再傻B的东西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很多人抱着1980年代说想回到1980年代，我说1980年代的启蒙只不过是躺床上赖床，现在你是站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现在站不起来，你那时候白启蒙了，你躺着躺着又睡着了，而且睡得更深，那种启蒙就没什么意义。谈“撒野”我原来确实有很多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比如容易害怕。我最近说话越来越胆大，确实有变化了。我们以前也有胆大的时候，比如在舞台上唱“撒点野”，当时很多人说，你怎么可能唱这首歌呢？你怎么可能用红布蒙着眼睛唱歌呢？你怎么可能在台上骂“去你妈的”呢？我得说：去你妈的，我才不管，我必须得先做出来再说。(冯翔)对自己无法在北京举办大型演出的这十几年，崔健从未公开评价和抗议过。“我感觉不到自己被封杀……我们小型演出、外地演出一直没断。”尽管他不排斥接受采访，但从来都只说观点，极少提及具体现实，更不用说心理动作了。公众和媒体只能从他1994年出版的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中，窥测一二。“我们看谁能够，一直坚持到底”、“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我要结束这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红旗下的蛋》也是崔健最后一张被歌迷广泛接受的专辑。至今，他的演唱会绝大部分曲目都出自他的前三张专辑。崔健女儿的干爸爸、美籍犹太人Kenny Bloom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那段时间崔健极为难受。“他说，如果在成都演出，会有三万人去听。可北京是他的家乡，却不能在这里演唱。”“有人可能会以为崔健是一个Trouble Maker（麻烦制造者），但他不是，他是沟通者。”Bloom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二十年前给崔健担任法律顾问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大中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意见。年过五旬，他仍记得崔健对他的长篇内心倾诉：“搞摇滚乐，就要对现实批判，以一个批判者的角度，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社会批判。摇滚乐是在西方世界产生的，最初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要批判现实。社会是要有人歌颂，也要有人批判的。批判最终极的目标，是使社会得到改进，文明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等到文明进步了，我还应该站在更高的标准再去批判。我永远是批判的。”1999年，陈戈回国创立了普徕文化公司，打算把美国经纪公司的模式搬到中国，签约的第一个歌手便是崔健。他在北大上学时是崔健的歌迷，想了很多办法打破“封杀”。他选择电视作为突破口，找杨澜给崔健做了一次专访。她和丈夫吴征都听崔健。然后他联系湖南卫视，对方很有兴趣，请崔健在现场演出。“演出之前接到广电（总局）的电话，说最好别办这个；湖南说那好，您给我下个文，我就停。那边就没回音了。”2000年10月9日，崔健参加了十二家唱片公司为宣传反盗版联合发起的大型演唱会，“反盗维权中国华语力量总动员”，经过一番至今不能详说的运作，文化部允许他的名字出现在演出名单上。陈戈说，此举是北京方面后来逐渐敢于放开对崔健限制的原因之一：演出性质是公益的，而且“国家部委都批了”。此后，他继续打这种擦边球，一步步地消除崔健的“敏感”印象。2004年初，陈戈和崔健的合约到期了，没有续。由于盗版猖獗和网络下载，他的公司几乎收不到唱片版税，濒临倒闭。也在这一年的1月16日，崔健为伍佰的北京演唱会当演出嘉宾，他自己买了些票送给朋友。曹军是受赠者之一。他说：“我终于能在北京演了，你来看看吧。”“我正好认识伍佰的团队，就想，这或许是个机会。”时年26岁的原普徕公司员工尤尤成功地帮崔健申请了这次登台演出。之后，就是2005年9月24日的首体演唱会，“阳光下的梦”。崔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尤尤问崔健：“你说过，年轻人永远是对的。那么你能不能给年轻人一个机会？”崔健想了想说：“好。”她就这样做了崔健的经纪人，一直到今天。许多人都在思考这段“封杀”的历史，试图理解它与崔健的关系。《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采访他：你的成功是否来自对你的限制和压力？崔健沉下脸说：你这么问是对我的侮辱。王小峰把意见写在了博客里：“我并没有小看崔健，也没有侮辱他，这是事实……崔健的很大一部分魅力来自他的叛逆，这种叛逆的反作用力确实来自对他的压抑，生活中的和官方的。”被崔健称之为“中国最早研究摇滚乐的人”的曹平见解颇为独特：如果不是“封杀”，崔健的地位可能会下降，“放开了演，商业上他会获得的利益更大一些，但可能观众也看腻了。”“封杀”未尝不是一种机遇，文博提起自己的往事：北京交响乐团强迫“七合板”乐队解散，也劝退了“执迷不悟”的崔健，但不久就无法忽视社会对电声乐队的需求市场。文博在团里找几个乐手，以歌舞团的名义搞演出，每人分得的收入可达工资十倍以上。1990年左右，他以这些乐手为核心，停薪留职去福建等地的歌厅演出了两年，有时候一个人每月能分上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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