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邓丽君是否是台湾“间谍”  带你全面揭秘其一生

所谓准备工作，包括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当时内地的歌唱家很少举行个人演唱会。而港台歌星的演唱会，要有华丽的舞台、灿烂的灯光、高水平的伴奏、高质量的音响。而这些，内地当时是不具备的。邓丽君表示 ，这一切由她来筹划。但据观察，她在香港很少参加演艺界的活动，很少在媒体上露面，也没有自己的公司，甚至连个经纪人也没有。即便有公司愿意为她筹划，事先也无法保密，可能又会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所以她 的准备工作始终没有落实。最后，这个“演出计划”也就拖了下来，未能实现。邓丽君的演出计划拖延下来。香港分社便问她愿不愿意到内地作一次旅游?她问怎么样才能进入内地?香港分社建议她用个假名，持中旅社的回乡证过关，然后由彭燕燕全程陪同。邓丽君又兴奋起来了，又和彭燕燕 商量“旅游计划”了。她提出，旅游时间最好是在冬季，因为她想看雪。她很想在大雪纷飞之际，登上长城，一览塞外风光。然而，她的这种颇具诗情画意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后来她告诉我们，“另纸签证”的办法并不保险，她的一些到过内地的朋友，返回台湾后都受到了审查。与邓丽君接触一段时间以后，新华分社由 副社长乔宗淮出面，正式宴请她一次。隔了几天，邓丽君约我们吃饭，忽然提到要买房子的事。她说新华社各方面的关系较多，能否帮助她物色一套住宅。她说：“住在台湾很烦，住在香港也烦，我想在内地买套房子， 烦的时候就去住住。你们能不能帮我?”接着她又说：“在中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苏州，很想在那里买套房子。”香港分社工作人员当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的，便姑漫应之。
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她忽然打电话问我，在苏州买房子的事情有没有消息?这倒使香港分社为难了，就顺便派人去了一趟苏州。该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朱 局长介绍了一处地方，这是一套两层楼的花园楼房，院子很大，但楼房非常陈旧，已近危房。朱局长说买下以后可以重新设计建造，买主开价要六万元。香港分社工作人员画了个草图，带回香港。邓丽君开始不相信六万 元可以买到一院住宅，接着说是不是现在就把钱汇过去?1988年春，苏州有个代表团到香港举办食品展览，地点在裕华国货公司四楼。彭燕燕打个电话问邓丽君想不想去看看?邓丽君一口答应。
翌日，到了裕华，服务员端来了几盘苏州糕点。邓丽君显得很开心，吃了不少。离开时，裕华的余老板给每人送了一斤茶叶、一份糕点 ，其中的一份送给邓丽君，她毫不客气地收了下来。在走向电梯时，她忽然回过头，又到几位糕点师傅跟前握手致谢。这表现了邓丽君的礼貌与素养，也显示了她对普通劳动人民的尊重。当天晚上，邓丽君说她想请苏州 客人吃饭，请彭燕燕代为安排。这次邓丽君设宴在天香楼，是一家菜价很贵的酒楼。她对客人非常热情，并宣 布说：“我现在打算在苏州买套房子，将来我要住在那里，每天喝龙井茶，吃你们的糕点，该有多好!”内地 的改革开放，给邓丽君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几乎凌乱地给自己编织了许多的梦：驻足长城，憩息水乡，仰望故乡明月，倾听西部天籁，当然更多的是在亿万歌迷的掌声中，再现风采，再铸辉煌。她的梦并非太虚幻境，而可能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只是由于有一个无形的网笼罩着她，她始终无法冲破。
邓丽君的歌曲是在文革后期传入内地的。那时大多数人家没有录放机，不具备听歌带的条件。邓丽君的歌曲是口头传播的，传播很快，特别是像《阿里山》一类的歌，不少人都会哼唱，文化部发现后，即下令禁止传 播。说邓丽君参加过国民党的“劳军”活动，是反共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禁令仍未废止。到了1984 年，情况起了变化。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员纷纷争购邓丽君的录音带，这说明海关已经解禁。于是，邓丽君的歌 曲像野火春风般在内地传播开来。
这只不过是关系到一位歌星的事，但人们似乎赋予它深层次的含义，把它看作是内地社会更加开放，文化 上更加宽容的象征。因而在香港引起了种种传说。一种传说是：有个中学生直接写信给邓小平，问为什么要禁 邓丽君的歌曲?小平同志在信上批了一句话：“我也喜欢听邓丽君的歌。”
另一传说是：邓小平在接见香港立 法局议员邓莲如时说：“香港有个邓莲如，台湾有个邓丽君，我们都是本家。”这些传说无从证实，但肯定有 附会的成分。小平接见邓莲如等人的谈话记录我是看到的，其中并未提到邓丽君。那时正是海外华人所称的“ 小平中兴”时代，小平同志在海外华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人们看来，只有具有豁达气度与博大胸怀的邓小平，才能为邓丽君“正名”，才能使邓丽君的歌曲解禁。1995年5月28日，邓丽君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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