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描写他的母亲,是个标准的上海名媛:每天12点起床洗头,做头;旗袍穿得窄紧;心情好,自己画纸样设计衣服;薄纱的睡衣领口,配了皮草;家里穿的拖鞋,夹了孔雀毛。
她去逛鸿翔百货,去逛一切能给她服装灵感的地方,每每遇见令人惊叹的衣服,她不买,默默记下样式,回家吩咐自己的裁缝做,既拷贝了最新的样式,还DIY了自己的原创,所以,她穿出去的衣服,别致、时髦而前卫,迅速以“唐瑛款”的标签流行。
民国如果还有哪个女人因为衣服而出名,除了张爱玲便是她了。只是,张爱玲的服装充满了彪炳个性的张扬,犹如俯瞰芸芸众生的一面屏障,打眼却未必合群,透着曲高和寡的孤独;她呢,则糅合了小女子的智慧,用丝绸和雪纺娇嗲地向世界宣战,得体地把生活包裹成一颗绚丽的糖。
她在百乐门跳舞,披着霓裳战衣,足尖飞旋中掉了舞鞋——当年的小报津津乐道这双金贵的鞋,就好像现在的八卦版热议女明星手上的鸽子蛋,那200块大洋的价值,几乎是鲁迅当时半个月的工资。
她还是戏剧界的缪斯。
1927年,“南唐北陆”联袂亮相,在中央大戏院举行的上海妇女界慰劳剧艺大会上,一个扮杜丽娘,一个扮柳梦梅,演出昆曲《牡丹亭》中的《拾画叫画》,成为当年报纸的头条。
1935年,卡尔登大剧院被围得水泄不通,文艺青年们伸长了脖子期待她与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演出的英文版京剧《王宝钏》,外语与国粹的混搭,她开了英语唱京剧的先河。
在洪深编导的话剧《少奶奶的扇子》中,她穿着曳地长裙在百乐门一亮相,观众便沸腾了,台下乌泱泱的人群,哪个不是来捧她这个主角的场。
一个如此精彩的女子,爱情却没有想象中跌宕。
孙中山的秘书杨杏佛爱慕她,托了刘海粟做说客,家里以她已订婚为由不同意,虽然她也动心,但最终还是算了,为了一个男子和家里决裂,她似乎没有必要涉这个险。杨杏佛1933年被特务暗杀于上海亚尔培路,成了这段关系的唏嘘终了。
宋子文钟情她,父亲唐乃安却不想和政治人物扯上关系,她也顺从了。唯一能满足看客好奇心的是,她的小抽屉里收藏了二十多封宋子文的情书,在某些月朗星稀的晚上或许也曾托腮展笺,但也仅止于此。
1927年,她嫁给了宁波“小港李家”、沪上豪商李云书的儿子李祖法。李祖法留法归来,时任水道工程师,搞技术工程的丈夫性格内向,做事一板一眼,不愿看到妻子的照片总出现在报纸杂志上。当唐瑛在卡尔登大戏院演出《王宝钏》大红大紫的时候,家里的气氛却是灰暗沉寂的。1936年,儿子六岁的时候,两人分手了。
她最终的归宿是中国的留学生之父容闳的侄子容显麟。容家也是个开放的、留学生大把的望族,容显麟是广东人,性格活泼开朗,爱好多姿多彩,跳舞、骑马、钓鱼无一不精通,还是文艺爱好者,于是,他们结伴共同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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