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号，应上映集团老总任仲伦和制片人韦力之邀，我匆匆放下手中诸多杂务，专程飞往湖北黄冈，参加影片《黎明行动》首映典礼。算起来，这类活动也经历无数次
起初，在小分队刚刚营救他得手之际，这个不问政治的地质专家，因不愿看到战士一个接一个地替他去死而不断试图逃亡。他的出发点很简单，我是一个学者，我只是想为老百姓谋点福利，至于谁是执政者，日本人，国民党，抑或中共，则与我无关。说白了，这个时候的段景颐，只是一个心底善良，却“思想糊涂”，立场模棱两可的政治骑墙者。 因此，影片开头，段景颐只是这次拯救行动的被动受体，但在思想上，他并不理解乃至认同这场营救的真正价值所在。但到了影片结尾，随着战士一个接一个的命丧敌手，段景颐原本的信仰基石开始崩塌，而另一种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发现却在逐渐确立，那就是，我活着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身后的几十万佳木斯市民。此时，个体生命的价值，已经完全汇入了集体主义的思想洪流。 影片最后，当段景颐搀扶着受伤的卫生员刘菊淌水过河的时候，一个大俯拍的镜头帮助他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波光粼粼的河水，以及两岸呼啸穿梭的流弹，此起彼伏的爆炸和硝烟，仿佛为段景颐营造了一场庄严而惨烈施洗典礼。在这血与火的洗礼中，段景颐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身份置换，由影片开头营救行动的被动受体，升华为一个主动对更为弱势的刘菊实施无私救助的英雄。 只有看到这里，观众才会对段景颐这个人物产生一种真正认同。他之所以值得小分队的六位烈士用鲜血和生命去对他实施营救，就不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能为佳木斯市民带来煤炭的地质专家，而是因为他的灵魂，此时已经皈依了六位烈士所代表的信仰体系，皈依了烈士们用生命实践了的以民生为本的高尚的人道主义。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拯救大兵瑞恩》与《黎明行动》两片对人道主义的表述有着某种类似的经验，这就是，人们付出了有形的生命牺牲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一种无形的价值皈依。只不过，《大兵瑞恩》皈依的是上帝，而《黎明行动》皈依的则是一种以集体和民生为本的政治意识形态。两者付出的都是物质性的身体，而皈依形式却又都是精神性的。唯一的区别，大约仅在于前者的皈依是个体性的，而后者，则是社会性的。 从身体与意识二元论角度，这倒显现出中美两种文化对于生命伦理一种殊途同归的体认和解读。换言之，物质身体的牺牲，换来的同样是精神的升华。人们前仆后继献出生命，其根本目标不仅在于对某个个体生命的营救，也在于对人类自身终极精神价值的一次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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