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1年,我24岁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日子失眠。那时候常常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空荡荡的,不开灯。就这么坐着,想一想,然后给经纪人打电话,我也说不清楚我要表达什么,也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她也许也不清楚我在讲什么,就莫名其妙地打电话。
这是我确定要把工作的重心,真正地从唱片转向演戏的转折点。那个时候我的小环境出了问题,当然整个唱片业的大环境也不好。最多的体验是限制,用一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处境,就是“困兽”——强烈地想要冲出去,但找不到方法,也找不到方向。
发了《那首歌》的EP之后,那种焦虑的感觉就开始积累,怎么做都不对。身边也有无数的声音在说,“不对!不对!你想做的不对,你做的事情也不对;说的话不对,不说话更不对。”
那是一种类似盛夏空气中的湿气和压力,苦闷、潮热,渗入肌理。情绪慢慢积攒,直至雷雨。而在大雨落下前,我变得对自己没有把握。好像连自己最初的那种新人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