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儿19岁时,不得不嫁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九儿始终不吭声。九儿到了十八里坡后……
1987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而为人所称道。
影片塑造了“我奶奶”、“我爷爷”、罗汉大叔等一批中国普通老百姓群像,歌颂了他们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民族精神,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心理、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作出了思考。该片最大的特色是拍出了中国人豪迈爽快的一面,跟中国内地电影一贯的哀伤沉重的传统风格大相径庭。摄影师顾长卫在取景和色彩的运用上有出色表现,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有中国电影罕见的“景人合一”之美,令人看得畅快淋离。
相比于《英雄》中分块式的色彩划分,《红高粱》就显得不那么繁复。整部电影似乎只由黄色和红色组成。在黄土高坡上,黄沙漫天,特别是颠轿这个段落,几个轿夫连唱带跳,带起了滚滚尘土。身为西安人的张艺谋用泼墨式的表象风格向它们表达着热爱之情,那些黄色的土地正是他所要朝拜的对象。而红色则更加出彩,除了比人高的“红”高粱,还有“我奶奶”的红盖头、红轿子、红鞋子,窗上的红窗花、碗里的血红的高粱酒、红彤彤的炉火,还有最后日食时那彻底变成红色的世界。这份鲜艳的色彩的出现,更能表达出陕北人的热情与豪爽,呈现了中国农民向上的精神状态。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因此摆在观众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影片,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影片中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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