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偶然出现的一道彩虹，可见香港话剧市场的常态并非靠以大牌压阵的作品来支撑。相反，多数演出都是靠官方津贴和成功申请政府场地来完成，也就是说，它有别于“话剧”在内地的生存状态—不论规模大小，一般皆属商业行为—除了在转型商业运作之前的国家话剧机构，如北京人艺。
孙老师说的“商业吞噬艺术”，依我看是对当今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划时代考验—容或孙老师口中的“罪魁祸首”未必真是造成中国“话剧已死！”的元凶，但毫无疑问，泛娱乐化力量已不只是笼罩话剧市场却是社会整体。就算商业电影不危及“话剧”的生存，有着差不多通俗以至庸俗元素的电视文化，一样构成对“话剧”的威胁。网络及新兴媒体的杀伤力亦不可小觑—上述三者综合起来，正是新新人类一分钟不可缺的“精神食粮”，更是“生活必需品”。孙海英老师大抵是在舞台上发热发亮的多，故此甚少坐在观众席体会以下的众生相：今时今日的观众，人在剧场里不代表心神与肉体同在，一边“看”戏一边以手机发短信、查阅微博，或看见舞台上哪个画面漂亮、哪个明星诱人，便举起手机想拍便拍的种种如家常便饭。台上台下已不是观众与戏剧的交流，而是消费者在消费名叫“话剧”的商品。又像买票进入游乐场，抱着耍乐心态者，当然是以个人喜好来决定付出多少时间、心思和体力。哪怕当初把他们带进剧场的是名气还是题材，他们的观剧模式仍是绝对“崭新”：态度上抽离、感受上切割、情感上冷漠、思维上被动，导致传统话剧讲求线性的“起承转合”，已无法反映现代(城市)人复杂的生活层面。于是，彼此只能在最表面的语言沟通上互动，但讽刺的是，互动结果多是“沟通失效”。如果用孙老师的逻辑来归结这个困局，已死的不只是“话剧”，更是“话剧观众”。
冯小刚的电影能大收旺场，证明了观众在银幕前没有死去，因为他们能够在冯小刚的带动下感受自我的存在。反过来孙海英老师若是把对“话剧已死！”的悲愤转化成力量，以话剧探索当代人的自我为何有此转变，会不会在扭转票房绝境的同时，也在创作上更具积极意义？
尼采说“上帝已死”是宣告超人诞生，“话剧已死”何尝不也是为了迎接另一个时代来临而必须经过的蜕变？只要仍有再生的信念，哪里有历史名词，哪里就有火凤凰。（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