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达人”郑健峰：有时民工，有时舞者(图)

部分队员的合照，中间是队长郑健峰抱着他的小孩（大食）

　　“跳舞和发钱，是我们最激动的两件事啦！”

　　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深圳

　　图/本刊记者 大食

　　22岁的广东小伙子阿峰头发染成了金黄色，脖子上挂着条银链子，黝黑的皮肤一看就是长期在烈日下暴晒的产物。身份证上写着出生于1990年的他，在法律意义上还不能结婚。但和女友甫一认识，女友就闪电怀孕，6个月后，他就回家乡摆了酒，成了事实上的已婚男人。

　　现在，阿峰说，自己有两个重要身份。一个是“孩子的爸爸”，已经半岁的儿子是他的宝贝；另一个，则是一支特殊的街舞团体——全部由民工组成的“民工街舞团”团长。做爸爸后，他最大的感触是，自己更有必要带好街舞团。

　　为什么他是团长？阿峰不肯说，只是一直笑，眼神执着地盯着地面。在他身边，21岁的阿冲嚷起来，“他办事能力比较强”。

　　没有选举过程，1年前，当前任团长阿才离队时，阿峰作为资格最老的成员，自动自觉地当上了团长，负责为街舞团联系演出、通知和组织排练，甚或分配金钱。

　　而参加《中国达人秀》后，“民工街舞团”一炮打响。在那一晚的上海音乐厅，9个身穿白背心和滑板裤的年轻男孩儿凭借娴熟的舞技震慑了全场观众。评委高晓松说：“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他们顺利晋级。

　　人们对这群20出头的小伙子充满了好奇，他们的身份理应是又土又穷的民工，却偏偏热爱新潮时髦的街舞，还跳到了全中国的面前，用周立波的话说，“这哪像民工，你们像冒充民工的明星。”

　　阿峰的职责又多了一项，回答别人如潮水涌来的问题。“我们是民工。穷得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了，当然是民工。”但是，“再穷也要跳下去。”

　　打打工

　　8月的深圳，下午的空气像一锅被熬得稀烂的粥，粘稠而闷热。在关外的福永镇上，街舞团的全体成员聚集在福永文化艺术中心，等待着某电视台为他们拍摄专题纪录片。

　　小伙子们三三两两地坐在坚硬的水墨石地面上，狭长的天井上方，阳光透过玻璃直射下来，炙热难耐。3台老旧的风扇呜呜地吹着，一米以外就再也感受不到丝毫凉意。

　　这里就是他们平日排练和生活的地方。2009年，在组建“民工街舞团”约一年后，作为福永文化艺术中心重点扶持的艺术团体，他们以特批的方式免费住进了文艺中心的宿舍。在此之后，街舞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绝对重心，打工反而成了次要部分。

　　年龄从18岁到25岁之间的他们，卖奶茶、送外卖、倒卖手机、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洗车、做装修工人、发传单、做业务员，几乎什么都做过。曾经，有些人拥有近似稳定的职业，但都选择了放弃，如今的他们大都是散工，很少有人坚持一份职业一年以上。

　　在演出、排练与工作冲突时，他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选择了街舞。单单这一天，为了这档节目的录制，好几个人都不得不向老板请假。

　　“每个月做不满28天，就要扣钱。一个月下来，能赚四五百块，算很不错很不错的了。”阿峰说。他在工地上搬过砖，拌过水泥，有活儿的时候就做，没活儿的时候，也兼室内装修。“你家要不要装修，要的话找我吧。”他说，然后自我打趣，“接受采访也要想着拉拉活儿嘛。”

　　阿峰和四五个人盘腿坐在通风口处，这里稍微凉快一些。其他人回宿舍吃盒饭或者午休，等待导演叫他们回来跳舞的通知。他的妈妈抱着小孙子，从乡下来看他，其他人立刻围了上来，逗弄着胖嘟嘟的小男孩儿。

　　阿冲和羊咩把小男孩儿抢到了自己的怀里，笨手笨脚地逗弄着小孩儿。阿冲剃着寸头，脑后却硬是保留了一小撮头发，扎成了小辫儿。在文化中心做见习保安的他，生得胖胖的，一副老实样。“你没有保安的样子啊。”有人质疑，他旋即皱起眉，故作威严的样子，“这样总像了吧。”又立刻笑了起来。

　　他只有21岁，第一次从梅州来深圳时，觉得自己“真是井底之蛙，竟然有这么多车！”在城市两年，他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我Rush，R.U.S.H，就是冲的英文。”

　　一旁的羊咩一直不说话，静静地微笑着，时不时咯吱一下阿峰的孩子。羊咩只有18岁，是街舞团里年龄最小的团员，笑起来一脸无辜，虽然话不多，却总真诚地直视你的眼睛。

　　高一退学的他，16岁就到深圳打工。在模具厂工作的半年里，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包吃住后每月只有100块工资。他的手几乎每天都在痛，那时唯一的乐趣就是每周能和街舞团一起排练一次。在偷偷地哭了很久后，他选择了辞职，带着千辛万苦攒下的几百块钱，正式加入街舞团。

　　“我的英文名是Ares。”阿泉突然从另一侧冲过来，“我的职业是卖手机，也送奶茶。我身高1米85，未婚。”手里的iPhone迅速从我的眼前滑过。“这是iPhone4哦！骗你的啦，其实是2代。”屏幕上，闪烁着街头争霸类的游戏进入画面。

　　卖手机，所以当然要用好手机。这是阿泉为民工用iPhone的辩护词。他反戴着绿色的棒球帽，像风筝一样一忽儿飘到了另一侧，一忽儿又飘了回来。

　　他自认是团里技术最好的，比赛和表演时，他一般会站在队伍的末端。当舞蹈进入g.c时，呼啦啦人群分开，他会从最后一跃跳到台前，表演难度极高的花式动作。但是，他不觉得自己是最刻苦的。“没办法，那些技术我一练就会了。”他耸耸肩，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旁边的其他团员哄笑起来，他就急了，忙着与他们辩解。

　　12人当中，大多数都是从广东河源、阳江、茂名等地，来到深圳这个大都市，还有人从江西、湖南和贵州过来，到这里的时候，都还只有十六七岁。

　　“深圳是座移民城市，不会看不起我们。”“这里繁华，能挣钱。”来到深圳之前，他们对这里并没什么太多的了解，都是懵懂地听外出打工的长辈们所介绍。他们大都只上到了高中或者中专，很多甚至没有毕业。阿泉有个河源高考状元的妹妹，在中山大学念书。说起妹妹，要比说起他自己更让他眉飞色舞。

　　但是，他们不觉得贫穷会折坠他们的梦想。他们都觉得，在打工间隙辛苦自学的街舞，不比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舞者差。出国继续学习街舞，是梦想，更是抱负。

　　“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对吧。”每个人都一再这样强调，说这话时，满脸真诚。

　　跳跳舞

　　正式录制开始了，文化艺术中心负责街舞团的肖小姐给街舞团排了队形。他们已然相处了两年有余，男孩儿们叫肖小姐“小飞侠”，和她无话不谈。就连心情不好，都会找“小飞侠”解疑答惑。

　　正处于青春躁动期的男孩们一会儿就又乱了阵脚。再次重新来过，再一次，又一次……他们渐渐失去了耐心，阿泉忍不住开始对着其他记者的镜头玩起了花活儿，“你们小心点镜头哦，我们的动作可是很犀利的！”阿峰提醒记者，“小心点，不要撞到我们”。

　　几天前，19岁的“青蛙”就因为做一个动作时不慎撞到摄像记者镜头，头部缝了3针。而在这些男孩儿看来，受伤这等事，委实平常。

　　频繁的街舞练习和繁重的体力劳动馈赠给他们足以令人骄傲的身材，胳臂的肌肉结实、精壮，青筋暴突着，好几个人都拥有6块腹肌。但是，受伤的风险也一直如影随形。“这儿，这儿，还有这儿。”男孩们争相恐后掀开自己的T恤，或者撸起袖子，伤疤和肿包随处可见。

　　还有人因为练习旋转动作，导致头发被蹭掉了一块，再也生长不出来，只能顶着一小块秃头。最夸张的是，因为太过卖力，头发甚至因为摩擦而被点着了。

　　“这些男孩子们真是傻得可爱。”肖小姐说，有一次，阿峰先练了一个危险动作，受伤了。其他人竟然继续挑战这个动作，直到再次受伤。“完全不知道轻重。”

　　事实上，街舞本身就是一种常常会受伤的舞蹈，稍无章法，就有弄伤自己的可能。“民工街舞团”没有钱请老师和接受系统训练，更没钱去专业练舞房，他们的学习方式，常常是在网上下载韩国或是香港人的街舞视频，自己开始笨拙地模仿。而练习的地方，只能在文化艺术中心内部见缝插针。只要有大一点的平地，就是他们的练功房。

　　但是，起码在跳舞的当口，小伙子们专注的表情，和休息时脸上开心的笑容，让人真心觉得，跳舞最快乐，受伤怕什么。那句“不在乎(受伤)”，来得轻松而自然。

　　阿泉的炫技结束了，小子又开始表演另一套动作。

　　除了阿泉，小子也是团里公认技术比较好的。上学时就练习街舞的他，就是冲着深圳的街舞水平高，才从家乡江西来到这儿。加入民工街舞团的当天，他就和团员们一起练习到晚上两点。没有公交车的情况下，为了省钱，他硬是走了4个小时回家。

　　他也穿得时尚，脖子上和其他人一样，也挂着条粗粗的银链子。白T恤，滑板裤，脚下穿着如今的“潮牌”回力。而在他身边，他曾经的同学，因为痴迷街舞而和他一起来到深圳的“眼镜”，衣服是典型的街头潮人装备“APE”，做倒立动作时，***的边露出一角，Levi's 501。乍一看，他们好像和北京上海城市中心广场那些出手阔绰的滑板街舞少年没有太多不同。

　　只是做工实在粗糙，一看，就知道是仿货。

　　录制告一段落，团员们聚在一起聊天，聊起《中国达人秀》，每个人都兴奋不已。“我看了20遍哦。”“我看了起码25遍！”声音此起彼伏。

　　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时候，有人“不敢看”，有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然后，越看越兴奋，“怎么我会那么帅。”

　　“不能骄傲啊。”肖小姐告诫他们。他们点点头，小声地议论两句。很快，声音又大起来。

　　“出去比赛，不是为了获得名次，就是为了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关注，让他们认识我。”阿泉说。阿冲接上话，“看那些视频下面的评论，好感动啊。他们都很喜欢我们。”

　　“对，舞者的内心都是张扬的。”阿泉做了总结。

　　不过，就算没有名次，也没什么人留言，他们最多会感到失落，却也绝对不会放弃街舞。因为，“跳舞和发钱，是我们最激动的两件事啦！”

　　从开始到现在，以及将来？

　　下午的录制结束了，团员们陆续走回文化艺术中心后面的宿舍休息一会儿，晚上继续练习。即使在打工日，他们每天最少都要练习4个小时。练习到凌晨一两点，甚是平常。

　　他们住在2-4人间里，有独立卫生间，空调、热水器、洗衣机一应俱全。这是福永区文化艺术中心为他们特意添置的。

　　楼道里，每间房门口都放着杂七杂八的饮料瓶、外卖塑料袋和饭盒。宿舍里一股云南白药的味道，他们在给新添的伤疤上药。烟灰缸、好几双A货阿迪鞋，和衣服水杯之类的东西，杂乱地扔在一起。

　　每个宿舍都有一两台电脑，是几个人一块儿攒钱买的。有人在看视频，播放列表上，有街舞视频、《中国达人秀》和各家媒体对他们的采访，还有《***》、《叶问2》和《精武魂》这样的电影。角落里，还有人在玩PSP。

　　另一间宿舍里，正在讨论“男女问题”。“你们女生是不是不需要男朋友，也可以的啊？”抛出问题之后，又自己哄笑起来。角落里，搁着面大镜子。每天出门，他们都要照上一照。

　　“一群半大孩子一样。”肖小姐这样形容他们的群居生活。家就住在附近的深圳宝安本地人“青蛙”，宁可不要家里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也要在这儿，和兄弟们住在一起，就是为了这种融洽的氛围。

　　“为了街舞，他们什么都能忍。”肖小姐说。

　　3年前，民工街舞团刚刚诞生时，他们还远没有这样的环境。最苦的时候，曾经8个人一起，挤在一间看不到太阳的10平米城中村屋子里。狭小的空间里，没有床，只能全部打地铺。晚上翻个身都得招呼身边的哥们儿配合。

　　金融危机时，只有两个人能找到工作。其他人每天只有睡觉和跳舞两件事儿能干。困苦导致他们实行了“共产主义”，两个人把工资贡献出来，大家一起花。买一桶米、一些方便面和鸡蛋。没有菜，每天只有两种东西可吃：蛋炒饭和煮方便面。最穷的时候，就连蛋炒饭都有可能吃不上。

　　有一次饿极了，索性一天不吃任何东西。一大帮人发狂地练舞，练到凌晨6点，困极了才睡着。醒了直接去参加一场演出，结束后每个人拿到100块钱劳务费，才总算能吃上饭。

　　有些人还是选择了离开，生计所迫，“没有办法”。

　　到现在，3年前创立街舞团的第一批4个成员里，只剩下了阿峰和老队长阿才两个人。期间，阿才也离开了一年，去韩国表演杂技挣钱，刚刚才归团。

　　如果没有福永文化艺术中心的资助，也许，这支在创立初期被阿才起名为“黑皮狗”的街舞团，真的只有像黑皮狗一样潦倒街头、最终解散的宿命。

　　2008年，福永文化艺术中心为附近的学校与工厂组织了一场文化演出比赛。“黑皮狗”在比赛前一天找到了艺术中心，申请报名。最终，他们拿到了第一名。自此，文化艺术中心注意到了这支“民工街舞团”。

　　平心而论，民工街舞团的技术远远不到顶尖的地步，但民工身份为他们平添了一层噱头。所有人都好奇，为什么这些连“活下去都发愁”的年轻人，还有闲暇为街舞而痴迷。

　　作为政府部门的福永文化艺术中心出面，扶持了街舞团，先后多次为他们拨款，去年还为他们提供了免费住处，并将其作为福永的“王牌之一”，作为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政绩，频繁推荐到省市乃至国家一级的比赛当中出赛。

　　但是，这些野性难驯的小伙子，和文化艺术中心所代表的官方力量之间，也必然有着各种冲突。一开始，就是名字。“黑皮狗”是一个无论如何上不了官方台面的名字。“我怎么找领导签字啊。”肖小姐说。百般协调之下，街舞团把名字改成了文化艺术中心属意的“万福街舞团”。

　　再有，是生活条件得到大幅度提升后，团员之间起了微妙的变化。“我原来一下楼就能看到他们练舞，从早上到晚上。住进这儿后，反而变成我们要去拍他们的房门叫他们练习了。”练舞，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任务，而不再是兴趣。

　　编排舞蹈动作上，双方也起了摩擦。街舞本是自由随意的一种舞蹈，街舞团员们对很多动作，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肖小姐要求他们挺起腰，挺胸抬头。团员们觉得，“这没Feel了，一点都不酷。”但以肖小姐的角度出发，含胸低头驼背的演绎方式，也许在街头行得通，却无论如何不能在国家级比赛中出场。

　　要代表福永文化艺术中心出赛时，艺术中心会和他们签署短暂的劳动合同，付给他们工资。主力每月4000，替补每月2000。不菲的收入虽然为期短暂，但也让他们兴奋不已。而平日如果艺术中心组织下乡演出，街舞团也常常可以获得有酬劳的演出机会。虽然微薄，但毕竟是靠街舞赚来的。

　　但是，有些团员慢慢觉得——是艺术中心有求于自己，开始索要更多，态度也变得更差。与官方的冲突，无法避免。老队长阿才一年前的离开，是压在薄冰上面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经历了内讧、纷争和分裂后，有些人走了，有些人留下了。选择一定程度的妥协，选择继续追逐街舞的梦想，选择有限度地融入官方和主流。而文化艺术中心也在探索，如何从制度上更好管理这些洋溢着街头少年鲜活生猛的野性气息的“大小孩儿”。

　　他们拿到了CCTV某次比赛的金奖，也在《中国达人秀》上出尽了风头。现在，起码是现在，街舞团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信心与希望。虽然生活依旧谈不上衣食无忧，常常会出现上顿不接下顿、只能依靠艺术中心预支演出酬劳来度日的情况，但是，他们收获了来自别人的肯定与尊重。而这可能是他们在前20年的生命中极少获得的。

　　钱，仍然是困扰他们的最大问题。阿峰说，“《中国达人秀》的决赛，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了。”尽管上海方面报销全部旅费，但如果再旷工，许多人恐怕都保不住自己的工作了。

　　许多团员不愿考虑未来，说起未来，虽然明知不可能，还是一直嘟囔“要一直跳啊，一直跳下去”。艺术中心想得更多一些，在邻近的工厂一直为他们找寻合适的工作，也鼓励他们继续打零工。尽管只是送送外卖、洗洗车之类的粗活儿，谈不上发展空间与技术含量，但好歹还是有活儿干的。

　　他们更想依靠街舞来找寻出路。阿峰组织人设计和印发了传单，在周边宣传“民工街舞团”开班授课。收费不贵，300块钱。附近的一些家长和其他民工慕名而来，虽然收入不多，但已经让小伙子们欣喜若狂。

　　如今，在他们日常排练和教课的现场，常常会聚集起许多从附近厂区慕名而来观看的其他民工。一般大的年纪，一样热爱街舞，一样茫然的表情。300块钱，对其他民工来说，也是笔不小的支出。经常来围观他们的小刚在附近工厂打工，已经失业了两个多月。“等找到工作，能交得起300块钱，我也来学。”倾慕与失落并存在他的脸上，下午的阳光斜着洒下来，他和街舞团的团员们一起，站在光影错落处，一半隐匿在黑暗里，另一半，在光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