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演艺界最敢说话的人
人物周刊：据说在香港演艺界，你和吴镇宇是最敢说话的人。
黄秋生：我比他更敢。有不满，这个不满是大家的，不是你自己的不满。比如说我喜欢喝茶，可是现场只有咖啡，我非常不满，这个跟大众的利益无关，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就不应该讲出来。可是我要求的只是对白写得好一点，为什么那么下流的对白会不停地出现呢？我要求拍摄现场的环境健康、卫生，有问题是应该讲出来的，不讲出来怎么解决呢？我进棚第一天，发现身上很痒，还以为自己过敏呢。第二天还是那么痒，我就问其他人，有东西咬吗？“有啊，有跳蚤。”我问他们有没有喷杀虫水、有没有消毒，说没有。我让工作人员晚上我们收工后喷杀虫水，第二天发现没事了，那就证明我说对了。我会搞清楚，这个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证明了这个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就要解决。如果是老鼠身上的跳蚤，会传染瘟疫的。为什么要求这个？我们不是乞丐呀，我们是演员，商业上你是明星，再高一点，你是搞艺术的。没有人会喜欢看一个三天不洗澡、乱七八糟的人去演戏的。
网上有人说我演的唐明皇牙齿黄，说我抽烟太多。我不是抽烟太多，是喝红酒太多。进剧组差不多两个月，我照镜子看自己都觉得没事，挺好。一是每天还没见到阳光就进棚，天黑了才回房间，二是我住的那个地方光线不够。为什么每次我去剧组都要看房间的光线？因为我老了，眼睛老花，不够光的话，我看不清楚。有一天在窗子前照镜子一看，哇，像死尸一样。
我可以说网上说我的人是挑事吗？我可以说他们是炮轰吗？人家提出意见是有原因的，是真实的，是为你好。你自己要注意，因为我们是明星，我们要卖钱。我应该感谢他们提出来，知道问题，就可以改善了，你才可以进步啊。多少年前鲁迅已经写了——你说我脸上有毒疮？我自己看不见，我还以为我的毒疮很美呢。《华盖集》里面写的，大家再去看一次鲁迅。
人物周刊：一直这么坦率，生存不艰难吗？
黄秋生：当然有人告诉我这样很艰难，很辛苦，不过我也不觉得他们(不坦率的人)很容易呀。我艰难，可是我开心；你也艰难，你看你多不开心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区别呀。我从来没有跪下来求人，我如果妥协，也是战略性退却，为了下一次进攻，为了更好地再一次出发。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样啊，为了保留实力，毛泽东的思想、战略好厉害。我妈喜欢背诗词，喜欢中国古典文化，我从小就受她影响。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请了一个补习老师，马老师，他是香港大学读政治的，左派，我到他家看到很多历史、哲学类的书，包括马克思、毛泽东，我在一边做功课，他就在一边纸上写毛泽东诗词，我经常偷着把他写的东西收起来回去读。我喜欢毛泽东的诗词，大气磅礴。在我眼里，他不只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优秀的诗人。
五戒全犯，犯了之后就忏悔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有霸气，与你合作很麻烦。
黄秋生：我的个性跟一般人不一样，大多数人都是“有话就别讲，省得麻烦，别挑事，别逞英雄”。可是我们小的时候，学校里教我们学岳飞呀、史可法啊，长大后到了社会上，又要我们“把以前那些都忘了吧。你需要知道这些，崇拜这些人，但你不要做这种人。你要当英雄啊？千万不要”。那我为什么受教育呀？只是知道几个概念，几个人物，几个年份就算了？浪费时间。
人物周刊：你的性格与演艺圈格格不入？
黄秋生：我也不需要入。我好像一直都没入过。有些时候，想入一下，可是入不了。比方说你不是同性恋，然后你身边一大堆同性恋，你想尝试一下自己是不是同性恋，那根本不可能，因为你没有输入这个软件。
人物周刊：你最看不惯这个圈子里的什么态度？
黄秋生：没有立场，和稀泥的态度。
人物周刊：“香港最毒的嘴”这个称谓是你有立场的一种表现吗？
黄秋生：最毒的嘴呀，我是其中一个，还有人更毒呢。你有一张很毒的嘴，也需要一些很毒的思想才可以，没有思想配合，只是嘴毒，没有意义。我觉得最毒的不是我的嘴，是我的思想。嘴巴只是一个工具。
人物周刊：通常认为，笃信佛教的人性情温和。
黄秋生：我个性鲜明。《水浒传》里面，鲁智深打烂那两个叫金刚，怒目金刚抓小鬼，我就是专门抓鬼的。香港一个画家画的一张“此君能抓鬼，名字叫钟馗”，我非常喜欢。我还经常打妄语。妄语不单是说谎，吹牛、乱讲话、讲色情笑话都是妄语，所以我经常打妄语，五戒全犯，犯了之后就忏悔，忏悔之后又犯，简直就是一个俗物。唉，真要彻底戒了就成佛了。
人民艺术家才是最高境界
人物周刊：1993年，《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中的变态杀手为你赢得了第一个影帝——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可那次拿奖，你似乎并没有太多喜悦。
黄秋生：拿奖之后有人恭喜，当时可能是我非常自卑，没有感受到那种真诚的、热烈的感觉，好像中间隔了一层纱，看所有的事情都好像不是真的。在酒店举行庆功宴做访问，做完访问很晚了，回头一看，东西都收了，人都走了，没有人留下来跟你庆祝。没有吃饭，又冷，又饿，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半夜12点多在尖沙咀，走出酒店，风在吹，“唉？我去哪儿？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好像是做了一个梦。一个人饿着肚子拿着奖杯走在街头，就好像拿着一瓶酒，也没有人看你，好像鬼魂一样。
不像现在，谁拿了奖，访问后都有一个PARTY，一堆朋友，你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等你。我那个时候真的一个朋友都没有。一个人，我没吃饭，你可以想象吗——那种孤独，荒谬。我只有打电话给邱礼涛，然后两个人在一个小酒吧里喝啤酒。
人物周刊：那时大家怎么看你？
黄秋生：我怎么知道人家怎么看我，我连朋友都没有。后来有些人告诉我说，“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很讨厌，脏话多，又很容易发脾气，又没有人缘。现在好多了，讲话又好笑。”可能我现在讲的废话多了。
人物周刊：你害怕衰老吗？
黄秋生：你不能怕它，这是一个阶段啊。我觉得我怕年轻比怕老多。
人物周刊：因为你年轻时一无所有？
黄秋生：年轻的时候一无所有，什么都不知道，得罪人，前路茫茫，什么都不稳定，也不满意。现在我比较容易把控周围的事情，我现在过得蛮好的。年轻惟一的好处就是比较容易认识女孩子，年轻有精力嘛，可以跟女孩子去吃饭，吃完饭去喝酒，喝完酒玩到天亮，再开车去山上看日出。不会谈了好半天，最后变成——“今天我们去吃饭吧。”“好啊，叔叔，我能约我男朋友一起来吗？”(笑)
人物周刊：1998年，因为《野兽刑警》，你第二次得了金像奖影帝，那时你好像病着？
黄秋生： 1997、98、99年得了甲亢，演《野兽刑警》时已经好了一点了，可还是很胖，全身都肿。特别是97年，病得很重，肿得跟猪头一样，有一阵没有工作，就去了伦敦学戏剧。每天想的就是学英语，上学，买东西回家煮饭，睡觉。早上起来听听教堂的钟声。躺在浴缸里面，点个蜡烛。英国的房子很暗、很黑。
人物周刊：没有危机感吗？
黄秋生：我就是因为担忧太多，所以才有这个病的。伦敦之行思想、见识都改变很大，整个人的性格都改了，变得让自己比较舒坦。
人物周刊：有人帮你算过，迄今为止，你得过6个影帝，但你经常说奖杯无用。
黄秋生：当你没有的时候就有用，你需要鼓励的时候就有用。到现在我自己都可以鼓励自己的时候，奖杯有没有都没所谓。有一天，我可以拿到一个人民艺术家的奖杯，那就有用了。(笑)人民艺术家不是一个奖那么简单，一定要有经典作品，比如说赵丹、于是之，他们有很伟大的作品。姜文是一个艺术家，可是我觉得还没到人民艺术家的境界。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艺术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