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如一潭死水的电影业，现在成了高增长和高风险的行业。
记者 徐一龙 综合报道
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发现，那个冷清多时的电影院突然热闹起来，门口摆着的广告牌刷着醒目的美术字，放映的都是正火的香港录像。这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这一幕在很多小城市上演。做大了的录像厅租用了城市的电影院，那时候，中国的电影几近谷底。
“死水微澜”
1990年代中期是电影业第二次萧条期，第一次是1985年左右。而就在改革开放初期，电影还如此蓬勃。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跳舞、没有录像厅的年代，电影是中国人最大的娱乐。1979年，中国大陆电影的观影人次达到了279亿，平均每天有7000万次的观众看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至今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纪录。
不过，在这一记录背后，是中国电影产业体制冰冷僵化的现实。
中国的电影产业是依据苏联体制建成的，接近一个特许行业。长时间以来，有资格制作电影的是全国16家电影制片厂；有资格发行电影的，只有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公司)；有资格放映电影的，是各地方的国营影院。
电影的制作发行完全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国家拨款给各电影制片厂，每个厂每年制作的电影数量也有限制，“像北京电影制片厂这类的大厂每年一二十部，小厂就少些。”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主任俞剑红介绍说。
即使是大厂，也很少主动制作超过100万预算的电影，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一部电影再好，也只能卖108万元。当时的发行政策是，所有电影都需要卖给中影公司，价格按照拷贝数量，一个拷贝9千元，最多120个拷贝，价格108万。一旦超过120个拷贝，中影公司就不再按照拷贝付款，转而以每部影片99万的价格收购。
不过，即使是再差的电影，只要通过审查，中影公司就会购买，最低价99万。
一部最好的电影最多卖到108万，一部最烂的电影也能卖出99万。电影票的价格也是全国统一，一角两角的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电影就偷工减料，只要能通过审查就行。”俞剑红说。
在这样的制度下，拍出一部好电影，只能取决与导演个人的艺术追求，一切与资本无关。
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发行亏损。和许多被国有企业控制的行业一样，电影业也在热络的改革浪潮中，感知到体制的局限了。
“胜利大逃亡”
改变和改变的失败都发生在1990年代。
1990年代初，黄飞鸿系列电影开始在中国上映，李连杰和关之琳的中港搭配让这套电影大热。和香港的合拍片，一度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宠儿。
与此同时，电影的改革也在进行中。1993年，国家取消了中影公司的垄断发行权。1997年，16家国有制片厂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均可“参加摄制电影片”。
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电影理论界、创作界就对电影是商品，电影是产业，应该按照电影产业的规律来管理电影达成了共识。可惜，改变的脚步还远远没有放开，新画面、华谊这些日后电影业的大鳄可以大展拳脚的时代还没到来。
不过，资本已经嗅到了市场甜蜜的气息。从1980年代后期到2000年初，“卖厂标”催生了一批不一样的电影。所谓“卖厂标”类似出版界的“卖书号”，即向拥有制片资格的电影制片厂交钱，换来其厂标以拍摄电影。
1989年代出品的著名的国产恐怖片《黑楼孤魂》，影片片头出现的“深圳电影公司”，其实只是卖厂标而已，真正的投资者是云南的“前卫艺术中心”，实际上是个乡镇企业。
这种情形到了2000年也仍然存在着，王小帅拍摄成名作《十七岁的单车》时，厂标属于北京电影制片厂，“完全市场化的阶段还没开始。《单车》有来自法国、台湾的资金，北影厂对这个电影的版权所属模糊不清，就会审查很严格。”他曾回忆说。
对民营资本更大的重创是电影审查制度，审查不通过，电影拍摄就几近血本无回了。1994年，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未通过审查，这部获得纳大奖、让葛优拿了影帝的电影，终究没有在中国的大银幕上上映过。
名不正言不顺的民营资本，最终不能在1990年代拯救国产电影，而是选择胜利大逃亡。1995年，中国大陆全年电影产量低于100部，票房跌破10亿。
一些传统的电影制片厂也陷入困境，一些制片厂转向影视合作，搞起电视剧。令人唏嘘的是，多年以后，中国电视制作的大佬光线传媒的王长田转而投向电影。
在1990年代末，很多限于困境的电影制片厂像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一样，甚至发不出了工资，只能出卖厂里的土地。一些小城市的电影院也干脆出租给了干录像厅起家的老板。
电影业必须自我拯救。
“第一滴血”
要么流血而亡，要么向死而生。2000年以后，电影业甚至没有时间慢慢死去了。
加入WTO后，中国注定要向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外国电影打开门户，最初的每年10部引进大片的限制可以稍微保护一下国产电影。但任何人都知道，一旦完全兑现承诺，西方电影蜂拥而至，中国孱弱的电影制作业将顷刻被击倒。
一切的根源来自于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限制。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开始向民营资本全方位开放。
中国电影开始毫不遮掩地讨论市场，向资本负责了。
几乎应声而落，一年后的《英雄》解释了电影业“松绑”的价值。这个由民营机构“新画面公司”投资的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大片，投资2.5亿人民币，国内票房2.5亿，海外票房11亿。
《英雄》的操作也符合当时所有人对大片的理解，大导演、大明星，拍摄精良，花1000万元作营销。
《英雄》的成功，仿佛是第一滴充满新生力量的鲜血，激发了投资人的热情，也激发了电影产业的新生。
此后，张艺谋又连续拍摄了《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虽然充满争议，但张艺谋并不掩饰这三部古装大片首要追求的不是艺术。“拍这三部古装大片，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想探索武侠或者动作电影，去拍能够营造票房效果的电影，所以它没有那么高的艺术追求。一开始拍电影我是拿自己当艺术家，当思想家，经历了商品时代后，我发现自己兼具许多东西，比如艺术性、社会性和商业性。”张艺谋说。
对票房的尊重延伸到电影奖的评选中，2003年，华表奖对评价资格做出改革——首次将影片获得的市场回报纳入参评条件，即：总成本与票房总收入持平；票房总收入达到500万元人民币，或票房总收入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且电视播出收视达2200万人次，才有资格参加评奖。
“急速的士”
仿佛吕克·贝松电影中那辆被改装的出租车，中国电影在市场化后，如同急速的士，迅速地超越纪录。
2002年，新的《电影管理条例》出台当年，民营影视投资公司投资电影的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2003年，民营投资96部，占全年140部电影的68.5%。
电影票房的增长更是高速，2002年是9.5亿，随后每年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的速度增长，2005年超过20个亿，2007年超过30个亿，2009年超过60个亿。而2010年，广电总局的预测是超过100个亿。
眩目的数字吸引着更多人进入电影产业。导演贾樟柯说：“这两年，对电影感兴趣的各色人等突然多了起来，挖煤的，做钢材的，搞建筑的，做地产的，都想投。”贾樟柯还接待过好几次来自家乡山西的煤老板代表团。
一个现实是，电影产业是高风险行业。
“今年赢利的没几部。”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主任俞剑红说，也就《叶问2》、《唐山大地震》、《人在冏途》几部而已。
在俞剑红看来，一些大公司明知投资电影亏损仍在坚持，一是这些公司业务面比较广，可以用电视剧赚的钱养电影，一是一些大公司正在积累名气的过程中，可以承受一些损失。对于大量资金的流入，俞剑红认为非常正常：“一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别的行业，别的行业的资金自然就进来了。市场会调节这一切。资金会顺利地流进来，也应该能顺利地流出去。”
不过，对电影过于商业的不满，从《英雄》就开始出现，大明星和规模浩大的推广可以让人们走进电影院，不过走出来的人并不完全满意——人们更想看到的是个精彩的故事，电影却不能提供了。
多年以前，在电影这个行当，人们不是过于注重艺术，就是过于注重所谓“社会效益”，后来人们过于注重商业。当游戏规则基本确定后，电影人的功课就是永远在“叫好”和“叫座”中，寻找一个最佳兼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