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个唱玩跨界：锥子裤和殿堂感的融合

崔健

　　本报记者平客发自北京

　　“看到他们忽然站起来扭屁股，我也吓了一跳。”音乐总监邹航目睹了交响乐团小提琴手的“疯狂”———他们原本坐在舞台上演奏，却忽然有乐手站了起来，一边扭着屁股一边拉小提琴，还有乐手顺手抄起乐谱架上的台灯，面对观众尽情挥舞……“那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提前安排。”邹航说，这是北京交响乐团的乐手们第一次参加摇滚乐演出，“他们肯定是玩high了。”2010年12月31日起，崔健摇滚交响新年音乐会在这里连演两晚。

　　交响乐和荧光棒

　　在舞台上，崔健把摇滚比作农村，交响乐比作城市：“农村”和“城市”在舞台上泾渭分明———崔健站在舞台最前排，两旁是穿着随意的摇滚乐队的成员；北京交响乐团86位成员西装革履、正襟危坐———整场演出不停有荧光棒摇晃，不时有现场观众发出“崔健，牛X”的吼声。“别轻视了农村，别轻视了摇滚乐……现在我们的摇滚人口超过了交响乐人口……不然，今天我怎么能站在交响乐团前面呢？”崔健的话引来全场掌声和笑声。

　　崔健的摇滚如何交响，一直是个谜，这个谜里还包括曲目———直到演出前三天，曲目才第一次公开。

　　真正到演出当天，曲目都还在给人“惊喜”：崔健出人意料地演唱了《最后一枪》。

　　“一颗流弹打中我的胸膛，霎那间往事涌在我的心上，噢，只有泪水，没有悲伤。如果这是最后的一枪，我愿接受这莫大的荣光。”这首创作于1987年的反战歌曲本以越南战争为主题，后来却几乎消失在媒体及崔健大大小小的公开演出中。

　　长期与崔健合作的宋晓辉是这次演出的平面视觉总监，他看到网上发起的崔健跨年夜摇滚交响的曲目调查，《最后一枪》得票率最高。他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崔健，当时崔健只是说了一句：“是吗？”2010年12月31日和2011年1月1日的两场演出，观众如愿以偿听到了《最后一枪》，这一次，崔健在现场演出中恢复了当年收入专辑时删除的部分歌词。时隔近20年，这首歌终于以它的本来面貌在北京工体的舞台上呈现。“刚看完崔健的演唱会，和交响乐队合作很成功。老崔是我永远的大哥。”何勇看了元旦夜的演出，当即在微博上发表感慨。

　　演出后台，何勇与香港音乐人刘卓辉偶遇，刘卓辉曾任职大地唱片，当年两人曾因何勇《钟鼓楼》专辑而发生过一场事关斧头的恩怨。此次偶遇，也算相逢一笑泯恩仇。

　　大理想和万一不理想

　　“毕竟是崔健啊，万一效果不理想，遭受打击的会是中国摇滚以及这种国内头一次完成的摇滚加交响的尝试。这些年，中国摇滚本来就不容易。”邹航告诉记者，在他接到崔健摇滚交响音乐总监的邀约时，非常忐忑。

　　邹航是崔健摇滚交响新年音乐会的音乐总监。摇滚圈许多人听说崔健要搞摇滚交响乐先是一愣，再听说找的音乐总监叫邹航，又是一愣———邹航是谁？

　　邹航出身音乐世家，曾跟随父亲学习中国民间音乐。20年前他是武汉音乐学院附中的一名学生，刚刚学作曲的那年，他遇上了崔健刚刚发行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2001年，邹航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但他显然不是一位“安于现状”的教师，在摇滚圈有不少“狐朋狗友”。有一年春节回老家长沙，听说有个摇滚酒吧开业，还曾组过一个临时性的摇滚乐队，他自己任键盘手以及乐队队长。2000年广西南宁民歌节，在黑豹和轮回乐队特意跟主办方推荐之下，终于与邹航完成了中国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摇滚和交响合作的作品《赶圩归来阿哩哩》，随后诞生了轮回乐队和黑豹乐队的跨界作品《我的太阳》和《故乡的云》。

　　2010年6月，邹航接到了崔健经纪人打来的电话，说是想聊聊。一见面，崔健就说，想搞摇滚交响。这是一次务虚会谈，大部分时候谈的都是大的想法，当年的理想。

　　在西方，摇滚和交响的融合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甲壳虫的经典名曲被不断改编成古典音乐，蝎子、Metallica等知名摇滚乐队都曾与国际著名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但在中国，这类尝试并不多见。崔健作品的中国元素又一度被认为是改编成交响乐的最大难点。

　　进入9月，邹航与崔健、刘元等人在北京东岸酒吧再次密谋，这次会谈聊得天昏地暗，除了大理想之外，还谈到了一些曲目的改编设想等细节，几个人一直聊到早上六点多。

　　几天后，崔健经纪人打电话给他：“定了，就是你了。”

　　领导和“私活”

　　摇滚交响梦在崔健心中已经酝酿二十多年了。

　　崔健14岁开始学习小号，6年后成为一名专业小号演奏员，当时隶属于北京歌舞团交响乐队，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交响乐团，这个专业文艺团体成为中国摇滚乐的摇篮———崔健与交响乐队的朋友一起，拉上团里民乐队的刘元等人，成立了“七合板”乐队。“很多很奇怪的一些活动我都参加过。”崔健告诉记者。生活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人，有机会看到崔健和“七合板”在一些餐厅、酒店演出，从年庆会议到饭店新年Party,乃至餐厅开业典礼，无所不包。“你想象不到那时候的气氛，人们的专业技术都很强，大家刻苦练琴，比现在的人都还刻苦。”崔健说。“七合板”成立初期，有些“私活”甚至还是团里的领导给安排的。崔健认为，人们对那个时期的想象总是不免带有“文革”阴影，实际上，改革开放初期，无论部队还是地方上的文工团，完全不像人们现在想象的那么封闭，只是资讯上封闭而已，团领导对活跃的音乐家都很支持。

　　也正是这个时期，交响乐团的小号手崔健开始知道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或波士顿、芝加哥这类国际名团。

　　改革开放初期，交响乐成为中国继乒乓外交之后向世界展示开放姿态的又一途径，一些国际知名交响乐团陆续访华，每来一个团，崔健都会想尽办法搞到票，前去观看。他回忆1982年前后，柏林爱乐访华，看了他们演奏的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当时在北京体育馆，我终生难忘，它给我带来的视野并不是单纯的交响乐团，最重要的还是作品和声音。”让崔健记忆犹新的还有当年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带着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他已经很难记起具体的年份，但却永远记住演出带来的印象。

　　锥子裤和殿堂感

　　“北交”是崔健的老单位，乐团指挥谭利华是崔健的老同事，两人曾在一起共事6年。近两年，“北交”签约EMI百代唱片古典部，这支乐团也是目前国内惟一与国际唱片公司签约的省市级交响乐团。

　　身为崔健曾经的同事，谭利华印象中，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崔健在团里显得有点异类，不大安分，这种不安分更多体现在音乐追求的反方向上，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当年，崔健对新的音乐形式上的追求很执著。“文革”结束了，人们普遍对新的艺术形式充满好奇，但在那样一个专业文艺团体里，大多数人还是更关注交响乐。在那个年代，交响乐与“通俗音乐”还处在“敌对”的两个阵营中。而另一方面，“崔健在团里是一个老实孩子，不多言多语的。”谭利华回忆说。

　　谭利华说他并不排斥摇滚乐，他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崔健时常外出走穴，但同时还要兼顾团里的演出。有一次，团里在人民大会堂有演出，大家都穿西装上台，崔健穿着那个时候流行的锥子裤就上去了，他刚从别的地方演完跑过来，慌慌张张的。谭利华记得自己当时对崔健说：“你还不如一门心思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后来，崔健辞了职，一心一意做起了摇滚，而且一做就是二十多年，成为中国摇滚的一面旗帜。

　　2010年夏天，崔健到“北交”找到了多年未见的谭利华，提出了搞摇滚交响的想法，谭利华很感兴趣，他认为这是一次有趣的尝试。他听过崔健的大部分作品，但从未看过崔健的现场演出，实际上，他没看过任何一场流行音乐的演出，因为“不喜欢那种环境”，“我还是喜欢殿堂感。”谭利华说。

　　10月，双方确定了这次合作。

　　小招数和大麻烦

　　“如果只是伴奏，那很容易；提高各自的魅力就难了。”崔健告诉记者，难度在于形式上的结合，而他的作品并不是问题所在。邹航的第一直觉也是“决不能沦为伴奏”。

　　10月，崔健赴四川拍摄电影《蓝色的骨头》，出发前把摇滚交响的曲目交给了邹航，一共14首。邹航找了7位编曲者，组成了临时团队，这7个人，有的以前合作过，有的是通过朋友介绍的，他们有两个共同点———熟悉崔健作品，深谙交响乐编曲。

　　开工前，邹航给所有编曲者发了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其中的一句是：借助老崔，也算是我们青春理想的一个终结吧。7位编曲者的初稿出炉后，邹航给出修改建议，然后进行二、三轮修改。“最耗时间的是沟通。”着急时，邹航也曾在电话这头勃然大怒———给他的只有两个月时间，而在国外，这样的工作至少需要半年。

　　最终确定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时，距离演出已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这不是最大的噩耗———由于八十多名“北交”团员各自档期问题，团员凑齐了给摇滚交响新年音乐会留出的排练时间，可能只有两天。

　　几经协调，最终，排练时间定为四天，12月30日在工人体育馆进行总排。

　　为了提高“北交”团员的“殿堂感”，邹航使了两个小招数：他汇总了8位编曲者发回的格式不同的总谱，每页都标清楚曲目、演出名称，正规得像外企表格；第二招很简单———由易到难，不把所有曲目的总谱一次性发下去，第一天排练发给他们那些慢板的、旋律性强的，相对容易的《一无所有》、《一块红布》，乐手们一试，没什么嘛；《红旗下的蛋》、《给你一点颜色》偏重节奏，与交响乐队的融合要花费一番心思；到排练的最后两天，给他们最复杂的两首作品，有乐手才开始嘟囔，只能努力地跟着摇滚的节奏拉着自己的小提琴或大提琴。

　　一般而言，交响乐演出中，乐手只要跟着指挥，看着乐谱，节奏就不会有大问题，可一摇滚起来，电声乐队的即兴演奏会与乐谱有所不同，交响乐团的乐手很可能跟不上点儿。邹航就给一些乐手配上耳机，耳机里传输的是鼓手的节奏。既然在摇滚乐里鼓手的律动是灵魂，尽管称为“摇交”的演唱会还是应该以鼓手为主要的动力性。同时也为了避免打点Click的死板，最终决定以现场鼓手的节奏为依托，全体一百多人跟着他的节奏行进。

　　崔健非常喜欢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谭利华说他和崔健聊到这次合作时，曾聊起这部作品，崔健希望摇滚交响最终能具备那种充满爆发力的力量感，就像《春之祭》一样。同时，他也十分审慎地对记者说：“我确实很喜欢那个作品，但不能胡来，不能去简单模仿，那是不能够达到的境界，你不可能说一年我努力一下就能够达到。”崔健希望更为创造性地汲取《春之祭》富含的力量，而不是简单地拼贴。

　　最终，《春之祭》的元素被邹航用在了《红旗下的蛋》的改编中，交响乐部分的基调用的就是《春之祭》的旋律，邹航认为最终呈现的效果，交响与摇滚在同一首作品中有了对话与互动。而在改编《像一把刀子》时，邹航也灵机一动，他想到了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哈恰图良的《马刀舞曲》，“当时就觉得这俩作品挺配”，于是，邹航把《马刀舞曲》用作了《像一把刀子》的前奏。演出进行到这一段落时，现场观众反应十分热烈。

　　两场演出中，崔健都在演出《滚动的蛋》之前说了这样一段话，以表达他对中国摇滚的坚定信心：“外国人把摇滚叫做滚动的石头，中国的摇滚乐没那么坚硬，比较脆弱，像是滚动的蛋。滚动的石头是从上而下的，滚动的蛋是从下而上的。虽然我们很脆弱，但有一天碰上了，还不一定是谁输给谁呢！因为我们的蛋里有生命。”1月1日深夜，第二场演出结束，摇滚交响落下帷幕，崔健和乐队成员举行庆功宴，交响乐团成员们并未参加。演出获得好评，之前所有人的质疑、担心都已不复存在，崔健经纪人当场流泪。

　　邹航有点意犹未尽，他说他和崔健建议，把这场摇滚交响搬到欧洲、美国去演。“要是能和柏林爱乐这样的国际名团合作，那真是太让人兴奋了。”邹航说。

　　崔健说

　　假的比真的好听？

　　音乐自然是真的好听，假的不好听。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许多人觉得假的比真的好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尊重音乐家，还是觉得音乐家是茶余饭后供人娱乐的戏子。所以，音乐真正上大雅之堂的可能还是西方音乐，因为它有宫廷文化或者教堂文化的传统，这被东方人认为是一个仪式，但是许多人还是没有真正理解音乐为什么能够带来这么一个仪式感。

　　年轻人不如我们走运

　　商业统治比起政治专制自然是一个进步，我们现在文化环境的这一点变化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在那个时期你所针对的东西已经变化了，就跟打拳似的，你把一个铁杖打弯了，还是你把一个竹竿打弯了，表现的力度不一样。

　　没必要拿现在年轻人的力度跟我们来做比较，年轻人就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去感染自己的同龄人。你老让年轻人听我们的音乐也不公平，拿我们去评论年轻人也是不对的，就像年轻人永远不会听老年人的音乐一样。所以，你不要轻易下结论，说年轻人不如他们的前辈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如我们走运而已。

　　解决腐败的方式

　　每个行业都应该各尽其职、公平竞争，就像做音乐的搞真唱运动一样。如果各行各业都是公平竞争，这个社会就能够相对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问题永远会存在，关键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解决它。腐败肯定是最大的问题，它就是一个蛀虫，这个蛀虫你现在不管的话，这个社会结构早晚会毁了，而且是一触即发的。

　　腐败是不是属于改革开放必然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关注这是社会倒退还是前进中的污点，实际上它是体制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永远会存在，美国也会有，但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去解决，我们是否已经麻木了，这个社会是不是真正地在发展，或者有了解决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如果是进步的，那实际上你就是在进步。

　　面对现实是音乐的动力

　　我的创作灵感在很理性时，会把现实看得特别淡，个人能量是否被尊重，个人权利是否被关注，我关注得多一点。当然，情感一旦自然流露出来，可能会写出一首歌或者会影响创作。但是大部分的思考还是我创作的主要动力，人怎样在爱和恨之间找到一些更理性的东西，因为爱和恨都是感性的。我可以一天写一首歌，也可以一年写一首歌，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思维方式是否在积极面对现实发生的问题，这是我做音乐的一个动力。

　　摇滚乐与政府合作

　　我会跟政府里实干的人合作。事物在发展，每天都在进步，你老被一块石头压着，最后你会发现这块石头长在你身上了，你会发现你的肌肉能够承受这块石头了。当他们支持摇滚乐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处好关系。摇滚音乐怎么可能被牵制呢？压制只不过是放慢它的发展速度而已，它绝对不可能被扼杀掉。

　　唱片工业的消失

　　新技术革命我比较容易接受，包括我们的作曲方法都随着新技术而变化，新的音乐形式，新的节奏点，各种各样的音乐组合及表现形式，其实我们都在尝试，我们可以充分地享受到科技发展的好处。同时，也会感觉到唱片工业的消失，也带来一些权益的流失，这是一种转化，就是说你是靠收版权费还是靠演出费挣钱生活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