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之困：2002年以前 红头文件有一点作用

　　《第一书记》获得了不少支持，而且还有徐帆等明星加盟，但是票房也只有1300万，远远少于同期上映的商业大片

70后的闫然选择通过主旋律进入电影圈

　　“第一场看《第一书记》，下一场看《枪王之王》。一定要先放那个主旋律电影，要不然他们都***了。”

　　“这些人拍片的对象不是观众，是领导。拍片就不是为了票房，而是为了献礼。”

　　为什么主旋律影片不懂营销？“以前不需要啊，红头文件就是最好的通行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发行人员告诉记者，“现在主旋律电影不赚钱了，所以很多公司都不愿意发。”

　　200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投资百万将张平的长篇反腐败小说《抉择》拍成电影《生死抉择》。江泽民在提前观看了影片之后表示，“这部影片给人以强烈震撼和深刻警示，表现了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他的话为影片的发行注入一剂强心针，影片从当年9月份开始持续上映了3个月，观众人次突破900万，全国票房超过1亿元，创下当年的内地电影票房纪录，就算放在时下，也是个可以值得骄傲的数字。

　　在《生死抉择》之前，《大决战》、《焦裕禄》、《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等一批主旋律影片也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并伴随80后的一批观众从小学升入中学。当时的主旋律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只要打上“主旋律”的钢印，再加以适当的运作，仅靠各种包场，一部影片基本上就票房无忧了。

　　但是从2002年6月开始，内地的“院线制”改革自上而下推行，电影放映进入市场化运作，刘晖就是在这个节点上进入UME，据她回忆，“2002年以前(红头文件)还多少有一点作用，之后真的是没有太大的作用了。只有《建国大业》、《第一书记》这样的，(红头文件)还能稍微有一些作用。”

　　红头文件有全国、省级、市级之分，上面盖了多少个红章，效力也有所不同。《第一书记》去年上映，组织部、宣传部挨个盖下来，啪啪六七个章，重量级毋庸置疑。“国家领导人认可了这部电影，大家就都要去看这部片，很多单位都打电话过来说要包场，但是片方发行之初制定的计划是分区上映，除了北京，其他地区都没有拷贝，结果全国都在闹片荒，”当时广州青宫电影城的办公室里，铃声响个没完，负责人杨经理只能一遍遍地说，“请再耐心等待”，可惜后来拷贝到了，热度又已经过去了。

　　在北京，虽然拷贝不缺，但排片仍然有限。“发文归发文，但是人家单位说我资金有限，我包不了，院线也没有办法”，而且就算包场，放映厅也常常坐不满，很多场次一半的座位都坐不满，“年纪大一点的人还会来看，年轻的基本不看。”有时候包场的单位为提高员工的积极性，会选择连包两场电影，“第一场看《第一书记》，下一场看《枪王之王》”，并在事前叮嘱影院，“一定要先放那个主旋律电影，要不然他们都***了。”

　　《第一书记》当年的1300多万票房几乎全由北京贡献，UME旗下各影城的平均票房有十万上下，和《唐山大地震》、《让子弹飞》的三四百万的平均票房相比差距很大，但刘晖说，“在主旋律这一个类型里面，已经算是高的了。”

　　在今年3月上档的主旋律电影中，成绩最好的《歼十出击》，总票房有280万。除了《歼十出击》和《惊沙》有零星包场，其他五部都只匆匆走了个过场，就算是只有“一日游”，也都被安排在上午或者中午的非黄金档期。院线经理对主旋律影片没有信心，这些电影就只能被排在了无人问津的时段，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两会的时机促成了这一批主旋律影片的上映，但却无法保证它们的票房。

　　“我觉得对于我这次的努力和实践，绝不能说没有一点进步，但是(最后票房)离我想象的数字，差距还太远。”宁海强不想再做只在乎奖项、不考虑观众和票房的导演了，他的目标是在内地电影市场树立属于自己的主旋律品牌。

　　票房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宁海强却已经开始策划下一部电影，因为筹资的时候有言在先，“如果要是亏了，我给你(《歼十出击》投资人)拍一个电视剧帮你找回来。”宁海强正在为一部名叫《锁定美军特使》电视剧做后期，这部“有市场”的电视剧可以保证投资人的收益，这样也让他在投资人那个圈子里获得了良好的信誉，能够让他为下一部主旋律电影找到资金支持，“我的下一部戏打算做中国版的《拆弹部队》”。

　　遗憾的是，宁海强这样的导演只是少数。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今年是建党90周年，大部分的主旋律影片都会“不计票房地排队献礼”。他叹了口气说，“这些人拍片的对象不是观众，是领导。拍片就不是为了票房，而是为了献礼。”

　　后来者之困

　　不是尾声

　　“宣传费70多万，明摆着回不来了，这么多的外债，这么大的负担，豪情万丈的时候是豪情万丈，万丈完了之后跌落的就剩自己了，教训太大了。”

　　“一定要超越之前所有的战争电影，一定要超越《集结号》，一定要超越《太极旗》。”

　　在一群制片厂出身、有多年主旋律拍摄经验的导演中，半路出家的闫然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1995年进入新华社，他的记者生涯顺利而平淡，以至于在七年之痒的关头，他不得不停下来问自己，这样一眼就能看到头的生活，是否真是他所想要的。

　　答案是否定的。

　　于是自2002年开始，闫然一头扎进了电影的世界里：每天至少三部，最多一天七部，其中《美国往事》、《日瓦戈医生》、《肖申克的救赎》等片更反复观看达百次，“到2006年，我应该看了有近万部电影”。

　　新华社的工作无法满足他，闫然选择用电影继续表达自己，但是宁浩拍了《疯狂的石头》，乌尔善捧出一部“神鬼莫测”的《刀见笑》，非行拍了一部惊悚片《守望者》，闫然却与同龄人“背道而驰”，带着主旋律影片《云下的日子》和《幸存日》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之中。为了这第一次的亮相，他把全部身家都投进了制作中，后期宣传实在没钱，又跟朋友借了70多万。

　　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闫然说，他觉得自己原本就是个挺主流的人，“我的目光不是盯在角落里的。我是放眼大街的人，这个大街上的人每天吃什么、说什么、忧伤什么，这条街上的一百个人，想的事几乎一样，这些同样的心声汇聚在一起，就是这个时代最主流的最强音。”

　　《云下的日子》的故事架构来自他入电影圈前所写的一部小说。这个反映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改革的故事，是他最想拍的六七个故事之一，这部电影一开始的定位并非主旋律电影，之后投资格局改变，作品的性质随之改变，“场景的表现上，也相应地变得没有那么尖锐。”

　　但直到电影下画，闫然仍避免直呼它们为“主旋律”影片，坚持称他所拍摄的是“主流价值”电影。

　　这两部影片“简洁、干净、沉着，又充满倾诉，为我们风驰电掣的时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忆，”闫然如此形容自己的作品。但《云下的日子》在豆瓣上只有5.6分，网友松鼠看完就写了一篇题为“我错咧，我真滴错咧”的影评，并称之为“巨烂的主旋律片”。《幸存日》的待遇好点儿，6.7分。既有喜欢的观众认为“矿难救援能拍到如此水平，相当难得”，也有人觉得“无聊与乏味”。

　　3月28日，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开幕，闫然出席。在活动结束之后的采访中，谈到两部影片少得可怜的票房成绩，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在了宣传上。

　　4月12日再次联系他，闫然在电话那端首次谈到了自己的“妥协和迎合”，这两个词是他此前不愿意直面的。虽然至今没有登录过豆瓣与时光网查看相关评价，但来自朋友的反馈足以令他陷入反思，“回头看这两个片子的妥协，特别痛心。有些东西是可以再争取出来的，可以更电影一些、本质一些。无怪乎有很多人说，这两部影片带着强烈的主旋律的影子。”

　　而他对主旋律的态度，也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你得想这两部电影是怎么来的，你必须得感恩，但同时，这(对我)也有着伤害。”闫然说自己比3月份的时候“痛苦得多”，“当一个事情结束、总结的时候，感受是特别痛心的，宣传费70多万，明摆着回不来了，这么多的外债，这么大的负担，豪情万丈的时候是豪情万丈，万丈完了之后跌落的就剩自己了，教训太大了。”

　　如果放在以前，处女作就“砸了”，导演就很难翻身，但是现在内地的电影市场钱多得像要冒出来一样，所以闫然虽然还没有从上两部影片的伤痛中缓过劲来，但已经有投资找上门来，让他拍下一部。为免重蹈覆辙，他决定不再接拍主旋律影片，虽然他的下一部影片，仍脱离不了浓重的“主流色彩”，“我要做一个战争题材，中国版的《兵临城下》，从南宁保卫战一直打到朝鲜战场，这次商业上的张力是我必须追求的。投资大概在六千万左右，演员还没确定，但一定要有四位一线的演员，一定得往大了去，往专业了去。”他说他的目标是：“一定要超越之前所有的战争电影，一定要超越《集结号》，一定要超越《太极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