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观众坐在电影院里欣赏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他看到的电影的内容，并不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所能决定的。近期两部电影的纠纷，让电影的最终剪辑权之争浮出水面：电影《肩上蝶》导演张之亮因不满片方将原本120分钟的片子剪成90分钟，拒绝出席该片的所有宣传活动，最终片方妥协，观众将看到的还是120分钟版本的《肩上蝶》；而《假装情侣》导演刘奋斗因电影拍摄、剪辑与片方发生纠纷，最后的署名变成了“前期导演”。
导演：通过“罢工”争权利
《肩上蝶》陷入话题漩涡始于6月16日的上海电影节，导演张之亮因“影片剪辑归属权”问题与片方产生重大分歧，宣布退出该片所有的宣传工作。在导演看来，筹备了10年的作品，公映版(90分钟，由片方重新剪辑)将比电影节放映版(由张之亮参与剪辑)少30分钟，实在无法忍受，“这损害了电影的艺术性”。
面对导演的“罢工”，《肩上蝶》片方随后不得不发出声明，称“为尊重艺术、尊重导演，片方最终决定于7月8日公映张之亮导演坚持的120分钟版本”。
而电影《假装情侣》导演刘奋斗却没有那么幸运了。由黄渤、江一燕主演的该片在上海电影节进行媒体放映时，最后的字幕上出现了“前期导演 刘奋斗”的字样。刘奋斗由导演变成“前期导演”，让《假装情侣》制片方和导演对剪辑权的争夺浮出水面。刘奋斗说，“前期导演”的署名方式是自己要求的，“我的确参与了该片的前期拍摄工作，在我没有超期超支的情况下，突然有人告诉我，因为戏太长，有一场戏不用拍了。作为一个导演很冤枉啊。当初片方是认可我的剧本和我的预算的，但是为什么不让我拍剧本上的那场戏呢？”刘奋斗说自己选择了退出，并说这部电影不是自己的作品。
制片方：出于商业诉求剪短影片
电影剪辑权的纠纷日益突出，和近几年代表投资方的制片人越来越强势有一定关系：制片方希望通过剪短影片增加放映场次获取最大利润，而导演往往不愿意将自己的影片进行太大的改动与删减，矛盾就这样产生。
对于刘奋斗为何成了“前期导演”，《假装情侣》制片方电广传媒影业董事长刘沙白坦承，“导演提出还要在云南以及北京补拍些镜头，我们觉得这些镜头并没有必要拍。而且看完他剪出的粗片后，发现和我们的意图不是很符合，最终协商无果，他就退出了。”
对于《假装情侣》为何也剪短了，刘沙白回应：“在不影响剧情的前提下，92分钟版本完全能阐述清楚整个故事，加上对商业的诉求(剪短12分钟，全国每天能多出来1000多场)，作为投资公司，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剪的版本其实并没损害故事。”
《肩上蝶》的发行方是因发行文艺片《观音山》而声名鹊起的高军，在业内被称为“票房预测专家”。高军称，重新剪辑90分钟的新版是为了让影院多排场次，节奏也更为紧凑。据他透露，《肩上蝶》投资方为导演投了6000多万巨资，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考虑国际市场，影片的票房要到1.8亿才有可能回本。对于最后向导演妥协发行120分钟版本的《肩上蝶》，高军表达了自己的无奈，“这部电影要承受更重的票房压力。”
业内：拥有话语权才有剪辑权
一部电影最终要以什么面目与观众见面？谁才拥有最终的剪辑权？导演和制片方各执一词，以至于《假装情侣》的前期导演刘奋斗放出狠话，“到目前为止，中国任何一个电影公司和导演都没有电影的最终剪辑权，只有电影局有。制片方和导演在争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的东西。”
在电影产业高度专业化的好莱坞，实行的是“制片人中心制”，即制片人对影片全权负责。在我国，目前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沿袭传统的“导演中心制”，导演对剧本创作、拍摄和后期剪辑等拥有决定权，《肩上蝶》《假装情侣》目前的纠纷，被认为是中国制片界向“导演中心制”发起的挑战。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电影的“制片人中心制”和“导演中心制”都没有完全确立起来，目前还处于两者之间的混沌状态，所以，谁拥有最大的话语权，谁拥有最终剪辑权。香港著名电影人文隽说：“每一部片都有所谓‘最大话语权’。一个导演如果大到连老板都要听你的，像杜琪峰、尔冬升，还有内地的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他们就拥有剪辑权。”但一些新导演就很难对自己的作品掌握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