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采访迟志强，评点刑法30年的变化。迟志强，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是中国电影界名扬一时的当红小生，在影片《小字辈》、《创业》、《最后八个人》、《夕照街》等中都有出色表现，曾与陈冲、刘晓庆、潘虹、斯琴高娃、唐国强等人同获“全国优秀青年演员创作奖”。正当事业辉煌时，他因犯“流氓罪”突然沦为阶下囚。20多年过去了，在接受采访时，历经风雨沧桑的他显得健谈而轻松，并不避讳以前“难忘”的经历——
迟志强的名片颜色很鲜艳，名片下方印着一排电影胶片，每张胶片上都是他的脸，名片上的头衔是：“朋友：迟志强”。名片反过来：“长春电影制片厂”。
这是他最在意的两个标签：长影厂，朋友。他出事起因也是为朋友。那时，他才24岁，已经大红大紫。
20多年前的“黑色星期”
事情的起因是一些演员朋友来南京演出，刘晓庆、张连文（《艳阳天》中萧长春的扮演者）、赵联……都是迟志强特别好的朋友，他特高兴，弄了两瓶茅台大家一起聚聚。众明星希望演出结束的时候，迟志强能借几辆车送送站。他们人多，有去机场的，有去车站的。那时候没私车，迟志强对人热情，重朋友，就一口答应了。
迟志强当时在南京拍摄电影《月到中秋》，他找到当时给他开车的司机。可是光他一辆车不够，司机说，我介绍你认识一个朋友，南京军区领导的女儿。就这样，迟志强认识了老大姐。
老大姐30多岁，是个营职军医，大高个，很帅气。一说这事，她说哎呀，就想跟刘晓庆见面拍个照片，能见上么？迟志强说没问题，马上带着她和她妹妹去见，这可把她高兴坏了。老大姐落实了一辆红旗轿车，一辆上海轿车，两辆面包车，浩浩荡荡，气气派派，把人送走了。
朋友们夸赞迟志强够哥们儿。迟志强心里则感激那萍水相逢的女人。归途上，老大姐突然提出：“小迟，到我家坐坐吧。我随便做点晚饭吃吃。”
迟志强觉得已经肌肠辘辘，再加上颇有魅力的老大姐，邀请他时意味深长，于是，他便点头答应了。
女主人亲自下了厨房，不一会儿、色、香、味俱佳的几盘炒菜便端上桌来。同时，用来款待迟志强的还有一瓶洋河大曲和几瓶啤酒。本来迟志强的酒量不大，但是逞强，也是为了表达谢意，没多久，便觉得天旋地转，如坠云雾中了。女主人打开了录音机，伴着邓丽君《甜蜜蜜》的歌声，她又陪着迟志强跳了一曲舞。女主人见迟志强真的晕了，便扶他走进了卧室，她替迟志强脱掉了鞋子，让他在床上休息一会儿，然后便退出去。
迟志强躺在陌生女人的床上，从枕头上散发出的法国香水的味道，使他感到莫名的兴奋。过了大约有半个小时，那女人重新走进卧室的时候，就像从海滨浴场归来一样，身上只戴着胸罩，穿了一条三角裤。迟志强既兴奋，又恐惧。但那老大姐却是个风月场上的老手，她很从容地上了床，拉开了被子……
发生这事以后，迟志强跟老大姐就拉近了距离。她们有一伙人经常在一起跳舞，都是军区、省委、市委的高干子女。那时候的风气还不允许跳舞，但他们经常跳贴面舞，今天他家明天你家，到了就说：“跳舞吧。”音乐一放，窗帘一拉，邓丽君的歌飘出来就跳上了。
跳舞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叫小文，也是部队领导的女儿，她借贴面在迟志强耳朵边说：明天上我们家去吧，我家没人，就我自己。
去过老大姐家后，迟志强已经不再是懵懂无知的青年，他心里又渴望又害怕，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
第二天中午，背着剧组的人，迟志强像特务一样，来到约定的鸡鸣寺附近的公交车站，小文已经在那里等着。她把迟志强的手一拽，三拐两拐就到了她家。一路上，两只攥在一起的手，紧张得发抖。
门一开，一进房，小文就把迟志强抱住了，当然，迟志强也抱住了她。很快，俩人滚到床上……
迟志强跟这些高干子弟在一起混了一个星期。还有一次，他们3个男青年一块儿，开着红旗轿车，到紫金山，一人带一个姑娘，都是跳舞时认识的舞伴，牵着手，抱上车，在红旗轿车里，一人腿上坐一个，不过只是坐了一下大腿。他隐隐有点谴责自己，但也对这种上层的生活感到羡慕和向往，那是一个新生事物不断进驻、但周围环境依然保守的年代：交际舞、邓丽君、红旗车……这些不是普通百姓生活中可以够到的东西，当时的社会意识中，交际舞就是耍流氓，邓丽君是靡靡之音，但是对一颗青年的心来说，他又分明感受到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那种自由而新潮的愉悦。
这个星期迟志强感觉自己有了一点幸福，又有点恐慌，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赶快停止，不要往下发展。”一个多月后，他拍完戏离开了南京。
从当红小生沦为大墙囚徒
1983年10月18日下午，迟志强正在河北省定县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打扑克。在摄制组负责保卫工作的一位民警拉开门招呼迟志强：“小迟，你来一下。”
迟志强把手里的扑克牌，交给了在一旁看热闹的同志说：“你先替我玩一把，我去去就来。”
一走出屋门，迟志强愣住了：整个走廊里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那位平时跟他很熟悉的公安人员，面孔板得铁青，冷冷地说：“迟志强，你被拘留了。”
迟志强被关进了县看守所。羞愧、耻辱、焦虑、担心折磨着他。迟志强的到来，曾给这小小的县城增加了不少谈资。有的青年男女为了一睹其明星风采，甚至不惜在招待所的门口等上个把小时。可突然间，他又成了人们议论的新闻，电影明星成了犯人！
迟志强向警察提出询问：“你们为什么抓我？”
县公安局的同志回答很干脆：“不是我们要抓你。是南京市公安局委托我们代行拘捕任务。”
迟志强不知道，当时正在进行声势浩大的“严打”，“严打”开始一个月后，有群众举报：迟志强一伙人“拉上窗帘跳光屁股舞，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迟志强在南京公安局待了半年，事情仍无结论。公安找迟志强了解了情况，既没处理，也不放人。
拍了多半的电影已经被迫换人，迟志强很着急，所以，次年初春时见到那个自称是“公安局上级领导”的小伙子，“真觉得像见到亲人”。
对方要了解一下情况，迟志强就做了很长时间的“检讨式交代”，说自己“追求享受，不注意改造世界观，因而走上了资本主义自由化道路”。
迟志强不知道，来者是一个新闻单位的记者，这次检讨，成就了一篇对他有重大影响的报道。
“出入高级宾馆，参加各种名目的家庭舞会，听靡靡之音，吃喝嫖赌，无所不为……”1984年5月6日，报纸刊出《银幕上的新星，生活中的罪犯——记迟志强从堕落到犯罪》一文，称迟志强有强奸、轮奸等“流氓罪行”。
报道一出，舆论哗然。
全国各地的电话、电报，不断打进南京公安局，很多不明真相的读者要求看到迟志强被枪毙。
公安局不敢放人了。这篇报道发表前，公安局已经给长春电影制片厂打过电话，说这个案件没受害者，顶多就是生活作风问题，让厂里把人接出去教育。
长影厂的人还在赶来的路上，报道就出来了。
1984年5月28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迟志强有期徒刑4年。因为迟志强认罪态度较好，判处书上使用的是“从轻”的字样。老大姐被军事法庭审判，以流氓罪判一年徒刑。小文判了五年。
由一个全国知名演员沦落为囚徒，迟志强仿佛从高山之巅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
在监狱里，迟志强喝不下水，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他感到脚踩到哪儿都是空空的。他想，4年的刑期满后，自己肯定不能再做演员，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啊……女朋友此时和他分手，他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狱警一看情形不对，把他送到了江苏花山煤矿。
花山煤矿是江苏省劳改局第17劳改支队所在地，迟志强在这里采石、种地、挑粪、担煤……一次他领着20多人到码头卸煤时，不知道谁把消息放了出去，居然引来上千人围观。迟志强低着头，跟所有的犯人一样，光着肩膀走向了船舱，围观的人群立刻骚动起来：“看吧看吧，那就是迟志强！”还有人对他喊：“迟志强！加油！”8月的南京天气酷热，迟志强光着上身在船上默默地劳动着；也不说话，汗水和泪水一起流下来，因卸煤而被完全抹黑的脸上出现了两道长长的痛苦的泪痕……
在孤独中品味人间关爱
迟志强改造态度认真，劳动出色，被任命为组长。
跟别的犯人比较起来，迟志强是幸运的。因为他所受到的关怀和理解，是远非别的犯人可以比拟的。
不久，管教员突然通知迟志强，到接见室接见。来探望的是谁？迟志强想到的是父亲。但是，管教员却问他：“你跟刘世龙是什么关系？他可是演过不少片子。”
迟志强说：“他是我的老师，他演的片子多了。《刘三姐》里的阿牛、《英雄儿女》里的王成……”
刘世龙就在他的面前。头戴一顶草帽，脸上挂着汗珠儿，一眼望去，就知道他是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他一手提着一只网袋，里边装的是满满的水果、罐头、点心、香烟……迟志强想说句什么，但那团热辣辣的东西不仅堵在嗓子眼，而且迅速膨胀。只有苦涩的泪，顺着他晒得黑红的面颊滚滚地流。刘世龙显然想做个笑脸，但是，这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可以在镜头面前变化无数种表情，此刻却控制不住自己面部的肌肉。两个人，隔着一张二尺宽的木桌对望而立，久久地沉默。足足有5分钟，迟志强才哽噎着说出了一句话：“想不到您会大老远的来看我。”
刘世龙这时才使劲地吞了一口唾沫：“我跟黄世光同志通了电话。不光代表我自己，还代表厂里来看你！”
迟志强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半信半疑地问：“黄世光？党委书记！”
刘世龙点了点头。
迟志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往桌上一趴，嚎啕大哭起来。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黄世光，会委托刘世龙来看自己。尽管他给长影丢了脸，长影的党组织、领导、同志们并没有忘记他这个监狱中的犯人。而且，来得比他的父亲、母亲、兄弟还早。
刘世龙站在一边，并不劝迟志强。他想让他把眼泪尽情地流上一场。等迟志强稍平静一点后，刘世龙又说：“黄世光同志让我转告你，希望你在监狱中努力改造，悔过自新，你还年轻，千万不要丧失信心。只要你痛改前非，将来还是有前途的！”
迟志强和刘世龙的面见差不多持续了1个多小时。比监狱规定的时间延长了一倍。管教员说：长春离花山煤矿太远了，来一次不容易。此外，厂里派人来探望迟志强，对他也是一个教育。所以，给予特别的照顾。
迟志强望着刘世龙在荒凉的原野上渐渐远去的背影，眼睛又一次模糊了。那轮巨大的落日在泪水中化做了七彩的霓虹，他再不感到孤独。
监狱也是人生舞台的一角。没几天发生的另一个事件，更加强烈地震撼了迟志强的灵魂。
江苏省话剧团为对犯人进行教育，来花山煤矿演出反映犯人新生的话剧《道口》。这出戏的主演陈琳，在影片《彩桥》中曾与迟志强扮演过母子。因为在拍片中她对迟志强关怀备至，迟志强一直称她为妈妈。
演出之前，陈琳和剧团的领导同志专程赶到四大队看望了迟志强。
一见面，双方都很激动。迟志强低着头说：“我对不起你，我很惭愧！”
陈琳热泪盈眶地问：“你为什么不叫我妈妈？你犯了罪，可还是我的儿子。作为母亲看见你今天的处境，我当然很伤心。可我需要你的不仅仅是惭愧，更希望看到你振奋起来，努力改造。你还年轻，人生的旅途刚刚开始，千万不能因为跌了跟头，就失掉了勇气，更不能失掉志气。我相信你，我们大家都相信你会重新开始！”
当天晚上，演出在花山煤矿的大礼堂进行。迟志强坐在犯人群里，他的眼睛不断地被泪水模糊。在台上演戏的陈琳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一生的演出生涯中，最激动的一次。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我觉得我的台词，不是剧中的角色说的，而是我作为母亲，向坐在台下的儿子说的。它确实发自我的心底，并且想让铁石心肠也为之熔化。”
那些因为愚昧、鲁莽、自私和诸多原因而触犯法律的囚犯们，一个个热泪长流……
1986年4月17日，这是迟志强终生难忘的日子。由于他在监狱改造期间态度认真、表现突出，被减去刑期1年零6个月，提前予以释放。
迟志强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跨过了那道白灰划成的警戒线。他走出了监狱，走出了黑暗……
哪里跌倒在哪里再站起来
出狱后的迟志强重新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总务科的房修小组当工人。
迟志强入狱后，原来那个在沈阳当空姐的女朋友和他分手了，就在这时他认识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杭州姑娘池代英。池代英因工作关系，经常来长春出差，两个人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迟志强的生命仿佛一下子增添了活力，他开始跃跃欲试地又萌生了继续走表演道路的念头。每天一下班，迟志强就躲进宿舍里，认真地研究中外一些关于表演理论方面的书籍。那个年代，由于通讯工具还不发达，迟志强和池代英唯一交流、沟通的方式只有通过信件往来。迟志强向池代英讲自己的工作情况，每天学习的心得；池代英表扬他上进的思想，鼓励他努力的精神。开始他们还几天给对方写一封信，后来就变成了一天写一封信。
就这样，在与池代英经历一段时间的恋爱后，迟志强把池代英领到了哈尔滨老家。父母见到池代英后格外高兴。回哈尔滨后不久，迟志强又应池代英父母的邀请，随池代英一起来到了杭州。池代英的家人热情地招待了他，使迟志强那颗原本还有些不安的心彻底平静了下来。迟志强在池代英家玩了几天后，便要赶回长春。临行前，池代英鼓励他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我相信你总会有机会的。”
直到现在，他都很感激长影的厂长、编剧张笑天，因为是他照亮了其脚下的路。
1987年上半年，那天正当迟志强和以往一样忙碌着琐碎的后勤工作时，张笑天突然把他叫进了办公室，说：“马上去机场，成都有一个《天鼓》的片子，让你去拍。”迟志强满怀感激地踏上重返演艺道路的行程。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我等着你胜利归来！”到达成都报到后，迟志强兴奋地将接拍片子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了正在杭州的池代英，这是池代英在这次简短的通话结束前，送给他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迟志强随着剧组赶赴唐古拉山脚下。由于迟志强当时出狱不到1年时间，体质较弱，非常不适应高原的恶劣气候，开机的第二天就病倒在帐篷里，但他仍然坚持着拍摄工作。当时迟志强的心里只有一句话：“一定要坚持下去，哪怕死在长江源头上，我也绝不能让张厂长失望，让池代英失望，我也绝不能失去这个重返演艺道路的机会。”
艰苦的拍摄工作大约进行了一个星期，他们终于完成了在长江源头上的拍摄工作。在剧组准备下山拍摄下一个单元时，迟志强由于病情加重而大吐不止。
大约过了半年，他们历经两万多公里的沿途拍摄，终于抵达上海，完成了整个电影的摄制工作。电影刚一封镜，迟志强便立刻请了两天假，迫不及待地向杭州奔去。
“请问，你找谁？”当迟志强兴奋地敲开池代英家的房门时，池代英竟一时没有认出他来。迟志强诧异地看着她，突然间想起来，已经和池代英有半年多没见面的他，这时的体重已比以前减轻了近40斤。
迟志强因为出色的表现，又正式重新开始了演艺工作。重新开始拍戏后，他才真正明白了经历挫折并不一定是坏事，人只有经历了挫折，面对新生活后才会更真诚。
因为工作时迟志强嘴里老是哼哼在狱中自己作词作曲的歌“铁门啊铁窗啊铁锁链……”，被当时的《电影世界》主编赵子明听见了。
赵子明饶有兴趣地说：“我们给你录歌，出盘磁带吧！”
“苦命啊苦命啊我真苦命，为什么我命运这样凄惨，外面的生活多美好，我却在牢中受折磨。”最后一句，被迟志强改成了“我却在牢中想外面”。
1988年8月，《铁窗泪》专辑整理录制完后就投入市场，没想到反响竟然空前的好。
特别是其中的《铁窗泪》和《愁啊愁》两首歌。有的人在相亲时，有的人在商店开业时，有的人在过生日时……嘴里居然都唱着“愁啊愁，愁得白了头”。
这种情景，连迟志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是去打鸟，最后弄了只老虎回来！”
《电影世界》创刊35年，活动在沈阳体育馆举行，阎维文，毛阿敏，蒋大为……众多的歌星都去了，倪萍主持。当报幕员报出：下面是大家久违了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迟志强的时候，万人体育馆开锅了，红旗、彩旗，连钱都往台上扔！馆长说，沈阳体育馆只有两次这么欢呼过，一次是女排在这里五连胜，再一次就是迟志强。
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批评也从天而降。舆论掀起对囚歌系列的广泛质疑，基调不健康、散布颓废负面情绪，“囚歌之王”转瞬又被抛入一片贬斥之中。
1989年，迟志强又一次站在了法庭上，这回他是原告。
《温州日报》在批评囚歌系列时，大标题称之为“强奸犯的歌”，这让刚刚走出往日阴影的迟志强无法忍受。
不过，这场在温州进行的官司结果，是迟志强并未胜诉。“心灰意冷，不想再上诉了。”迟志强说。这次，他一走十几年，下海、经商，和妻子过起另一番生活。
还让我当演员就是最大的平反
在经历了人生坎坷起伏后，迟志强依然不改东北人直爽的本色。说到家乡哈尔滨，迟志强充满感情，“我们家哥儿四个，除了我，亲人们都在哈尔滨，每次回到哈尔滨，我都有一种游子归来的幸福，而且哈尔滨有很多好朋友都希望我能回家乡发展。我以前在哈尔滨南岗的汉广街开过酒店，后来干不下去了，因为生意太好了，谁来了都要见迟志强，听我唱歌、签名合影，还要和我喝两杯，每天忙到后半夜二三点，几乎分不清东南西北。后来老婆看到我的状态就不让我干了。”
现在，51岁的迟志强定居杭州，以影视为主业，观众在《都市外乡人》、《种啥得啥》等电视剧中又看到了他的身影。迟志强不改对影视表演的喜爱，他强调说：“我的最爱还是影视，感谢观众们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和爱护，我会真诚表演，不会给关爱我的人丢脸。”
在杭州郊区一座别墅内，略有发福的迟志强面对记者非常平静。有几次，他谈起许霆案和艳照门，以同情和理解的角度。在迟志强的心里，他特别特别感激，对社会、对人民、对领导。他说，我过去跌了个巨大的跟头，是他们又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艺术生命，我现在还是长影厂的正式演员，这就是给我的最大平反。
迟志强的故事，不仅仅是孤立的个案，它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朝花夕拾，相信读者一定会和我们一样感慨万千。这二十多年，我们学会了生活，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克制，尽管或多或少我们都交过“学费”。
走好每一步，每一步都走好，人生多么简单，又多么不容易。
【编后】
司法的“枪口”和刑法的“口袋”
从红极一时的影星到“流氓犯”，迟志强一头撞上了司法的“枪口”，一脚掉入了立法的“口袋”。
“枪口”，学名叫严打。25年来，作为“特殊手段”的“严打”在很长时间里占据着中国刑事政策的主流。这种“战役式”和“运动式”的行动，本应放诸于司法的自有规律之下，但“严打”却因强烈的政治意涵，俨然超越了“法治”，成为引领甚至是指导司法的基本规则。由于标准相对模糊，“严打”之“严”如何掌控，在很大程度上全凭司法官员或党政官员依时因势解释。
群众举报迟志强一伙跳光屁股舞，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当时一些司法官员看，这恰好能为“严打”立起一个标本性的个案。据说“雪片般的群众来信”，要求法院枪毙他。还好，法官没有依“社会和群众的感觉”来决断判不判死刑。否则哪会有后来风靡全国的“囚歌”。
迟志强被认定的是流氓罪。“1979刑法”中，“流氓罪”与“投机倒把罪”、“玩忽职守罪”并称“三大口袋”。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大多知道这句话：流氓罪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不妨重温一下中国立法史上著名的“流氓罪”，即“1979刑法”第160条，“聚众斗殴，寻衅闹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正是这里的“其他流氓活动”一语，将现实生活中一些为当时主流道德观念所不容的行为囊括在内。一则个案是，一对夫妇在家中与朋友聚会，当众拥抱接吻，结果这对“流氓夫妻”双双落入法网。
1997年刑法大修，流氓罪被分解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在这30年间，我们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曲新久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流氓罪的取消代表了我们的观念从过去的一元转变成二元甚至多元化。”
20多年后，无数人在“艳照门”中集体狂欢。在这个香艳的时代，不排除有人鄙视那些玉体横陈，但无法否认的是，有过婚前或者婚外性行为的中国人，再不会背负“流氓”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