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对豆瓣影评比对同行的影评更有兴趣，前者代表社会心态、社会话语，后者则是专业的、规范性的东西。”昨日在“电影批评：理论演武场”的谈话中，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笑着表示。
在这场谈话中，电影学者戴锦华与中国电影基金会副会长崔君衍聊及电影环境、影评功用、女性主义等多个话题。戴锦华认为，作为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漂亮的、有钱的女性，享受到的自由和权利比原来多得多。“但是女性作为社会整体的状态在下滑。”
戴锦华作为一名文化研究学者，电影对她而言更是文化研究的对象。“现在一提女性主义就好像被贴了标签，我大概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以女性主义解读各类文本一直是戴锦华所擅长的。
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理论进中国一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个看到西方理论就觉得应当引进的年代，二是解放后中国妇女在法律上成了全球享有最高权利、最平等的群体，但在极高的法律地位之外，是所有性别言说的空间被封闭，“社会地位空前高，性别意识空前低。”而做了几千年的“第二性”后，女性突然被放在这样的地位上，是需要调适、学习的，这也是她们当时将Femalism翻译成女性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的原因，因为要侧重意识，而非权利。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中曾出现《红色娘子军》海报，但戴锦华认为，父权意识仍是各类叙述的潜在编码。改革开放后，这一情况又出现变化，女性意识增强，但是现实地位下滑。戴锦华认为，拨乱反正的性别实践就是男权重建，其成功导致女性整体社会地位随之下滑。“更准确地说，是女性整体被分化，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漂亮的、有钱的，享受到的自由和权利比原先多得多。但是女性作为社会整体的状态在下滑，比如在整个职业分布和就业当中公然出现的性别歧视。从整体上看，是个持续倒退的过程。”
另外，两人还对如影评人是专职“开电梯的人”的无用角色这种说法进行了讨论。崔君衍将其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进行认知，认为影评人的作用不是开电梯，而是手持钥匙去打开不同的滑动门，带给观众不同的理解与认识。电影诞生过程中，受到许多理论的推动，新浪潮电影就是典型案例。戴锦华则将此问题置于当下语境，在市场意义上，观众作为消费者，需要专业影评人扮演有信誉有操守的消费指南，可以看作消费市场的必然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