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读书》制片人兼主持李潘:好书让人幸福

2011/8/19 10:05:48 作者:nvwu 来源:女物娱乐网
20平方米不到的房间里,3个铁皮柜,1个搁物架,满满当当,塞的全是书。”  真正的好书无法和大家分享,介绍给观众的大多是自己清楚“不够好”的书,这种状态让李潘备受煎熬,她下定决心改版。

《读书》

《读书》

  20平方米不到的房间里,3个铁皮柜,1个搁物架,满满当当,塞的全是书。这是央视十套栏目制片人兼主持人李潘(微博)的办公室,写有“子午书简”四个大字的牌匾搁在铁皮柜的上方,已经落了灰。6月13日,李潘主持了5年的《子午书简》正式改版为《读书》,不仅名字和播出时间换了,节目内容和形式也“改头换面”,从10分钟的一人简单讲谈,变成了现在每期30分钟三人的评书论道。

  新节目并不像想得那么一帆风顺,播出两个多月后,李潘拿到了头批收视率报表,她大大咧咧地展示:“最高0.16%,最低才0.03%,成绩不咋地。”然而她毫不在意,“培育新节目都需要时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在李潘看来,一切已经在朝自己的理想进发,因为她终于让自己书架上的书,也走进了节目里。

  改版

  选书标准不变,变顺序

  改版前,《子午书简》的收视率已经保持在0.1%左右,足够它在央视十套站稳脚跟。但就是这档自己花了大心血,也收获了肯定的栏目,却让李潘一度很困惑。她时常盯着家里的书架发呆:“为什么我书架上的书永远进不了节目,节目里介绍的书也上不了我的书架?”

  矛盾背后,李潘意识到了自己的妥协:“在收视压力下,我挑选作品时特别注意它们的话题性、故事性,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实际上并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好书。”

  真正的好书无法和大家分享,介绍给观众的大多是自己清楚“不够好”的书,这种状态让李潘备受煎熬,她下定决心改版。“迎合观众能让我活下来,但活着总还要有些理想,我们期望能做更大型,更能传递思想和新知的读书节目。”李潘打了个比方,“我书架上哪怕能有一半的书进入节目,那也是个胜利。”

  虽然节目变动很大,但李潘却透露“筛书”的标准“根本没变”:“还是‘彰显主流价值’、‘有用’和‘有趣’三条——只不过调整了标准的顺序,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子午书简》时期,有趣,也就是话题性、故事性,排第一位;然后才是有用和主流价值。而在《读书》中,三条整个反了过来,李潘特别强调“有用”的涵义:“除了物质上的有用,我们更追求精神上的有用。”

  所以她在最新一次录制中,挑战了《易经》——这是她以前根本不敢想的主题。“很多人可能听到这种大部头的名字,都不敢读了。”李潘笑说,“其实我看了一遍,也完全没看懂。”看不懂没关系,她请来学者曾仕强,直白地问,“《易经》到底怎么读?”“《易经》太大,我们不求做全,只求哪怕其中一个小问题,做透了就成,比如专讲‘否极泰来’在《易经》中的解释。”李潘说,“标准调整,我们可做的电视读书范围就拓宽了——只要是好书,即使难度大,我把它做成导读类,也要推荐给大家。”

  录制

  不请作者,节目“折损率”5%

  李潘说,《读书》要解决的问题,其实看上去很简单,只有三个:“读什么、谁来读、怎么读”。读什么,取决于节目组两轮选题会;怎么读,多半取决于前期策划和后期剪辑的谋篇布局;而谁来读,却是个必须依靠“外援”的大问题。

  “很多人以为我是主持人,我来说就好,其实《读书》更像一个平台和沙龙,真正有关一本书思想、观点的传递,靠的是两位‘分享人’,我不过在中间穿针引线。”李潘口中的“分享人”,是每期节目都会请到的两位评书论道的嘉宾。和“筛书”一样,《读书》也有三条“筛嘉宾”的标准:一是对这期推荐的书有独到见解,二能在电视上“说出来”,三不找作者。为了符合标准,栏目组总要在邀请嘉宾之前下一番调查功夫。“先看他的知识背景是否和我们的主题相合,再看他能不能‘侃’,‘茶壶里煮汤圆’的人肯定不适合做电视节目。”对于不请作者的原则,李潘解释为希望保持第三方视角,“中国是人情社会,作者往你对面一坐,基本上别指望别人有批评声音了。”

  “有想法,又能海阔天空聊开的嘉宾真的很难找,想想《百家讲坛》那么多年,又出了几个于丹、易中天呢?”何况,即使找到合适的候选人,也有可能出现突发状况。上一次入棚,《读书》寻到一个私下特别能说会道的嘉宾,谁知面对镜头,这位嘉宾却“僵”了,每次说话不超过六句话,回答基本上都很抽象。“他每次说完就朝我和蔼一笑,笑得我都崩溃了,那期节目十有八九得折损了。”由于种种原因,《读书》的折损率大概在5%左右,也就是说,每录20期节目,就有一期是白做工。

  前景

  大众化栏目?痴心妄想

  从1996年在央视做第一档读书栏目《读书时间》,李潘就一直面对这样的质疑:作为“快消品”、大众化的电视,和代表高雅文化、面向小众的读书,本质上天然矛盾,因此做电视读书节目,从根本上就不可行。“电视读书栏目的价值不在收视,甚至它对观众的意义,未必大过对电视台自己的意义。”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把这类栏目比作一个物种,它的存在表达了电视台的文化关怀,“所以它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

  但李潘不这么想,她坚信自己正在做“一件积德,且有效的善事”。“精英知识分子有足够多资源,和足够强大的世界观,他们确实不需要读书节目;但更多中小城市里,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渴望精英文化,可生活环境里又得不到这些信息的那群人呢?还有大城市里,没时间读书的白领们呢?”李潘反问,在她眼中,分众是大众媒体的发展趋势,“就像报纸会分版一样,有些版面读者群体小,但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

  虽然认为电视不适合读书是个“伪命题”,不过李潘也认同,读书栏目并不应该以收视率为上。“我们最需要想清楚的,就是这类栏目的功能定位:到底是拉收视来的,还是负责传播新知?”她直言,想要把读书栏目做成大众化栏目,确实“痴心妄想”,“如果真能做出来,那也是披着羊皮的狼,就像某些‘伪’读书栏目一样,借读书的名义,搞点明星访谈、养生、娱乐,丧失了读书栏目真正的担当。”

  作为日播节目,《读书》每月有21期节目播出,这也意味着,李潘每个月要读21本书。“我把我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拿来读书了。”李潘的脸上看不出丝毫厌烦,“怎么会烦呢?现在选的都是真正的好书,好书只会让人有幸福感。”她计划着,下一步把有想法的普通读者请进摄影棚,彻底把节目打造成读者交流平台。说到这个她两眼发亮:“草根分享人的概念,不是很棒吗?”(本报记者 王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