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富
陈国富:金牛座,固执、坚持。今年已是他从台湾来内地做电影的第9个年头。
2002年之前,陈国富一直在台湾当导演,《征婚启事》、《双瞳》等作品既有票房,又有口碑。
之后,陈国富离开了台湾电影圈,加入华谊兄弟(微博),头衔为“总监制”。他对于哪部电影能拍,怎么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来,由他经手的大片票房破亿是家常便饭《集结号》《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微博)……
有两部电影近期受到了大家的集中关注:一部是由台湾导演林书宇(微博)根据几米漫画改编的电影《星空》,该片继在釜山电影节放映后,近日又在北京举行了几场试映会,收获良好口碑,得到王朔、姚晨(微博)、周迅等人的力挺;同样受到关注的另一部电影———由杜家毅导演的《转山》入围了东京电影节。这两部定于同日上映的电影(11月3日),背后是同一个推手———陈国富。
陈国富是华谊的“金牌监制”。冯小刚(微博)的一系列电影《集结号》、《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2》等都是由他监制,华谊出品的其他电影,从周星驰的《功夫之王》到徐克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也都出自他的监制。这些电影大部分都获得票房口碑的双丰收,这也擦亮了“陈国富”这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曾经有人分析,陈国富和冯小刚是华谊的两大功臣。冯小刚是华谊出品的票房保证,而陈国富更像华谊的操盘手。他在华谊的地位超然,包括冯小刚在内的大部分华谊电影,都由他担任监制,握有电影的最终剪辑权。
如今,“陈国富”三个字俨然成为电影品质和票房的保证。作为一个内地市场的“外来客”,陈国富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他判断一部电影值不值得拍的标准是什么?同是导演出身,他如何与个性鲜明的冯小刚导演进行十年如一日的紧密合作?近日,陈国富接受(微博)独家专访,分享他作为监制的种种心得。正如他所说的:“市场可以浮躁,但创作不能浮躁,心必须沉静才能引领市场。”这或许正是陈国富真正的“制胜秘笈。”
壹眼光
哪些新导演值得去帮?
有(冯)小刚这么靠谱的导演可以依靠,为什么要摆脱呢?
《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这个类型片的分水岭,九把刀混得挺好,不需要我搀和吧。
南都:《星空》的导演林书宇算是新人,华谊和他的合作是你促成的,你看重和欣赏他的什么方面?
陈国富:第一次见林书宇是在很多年前,但忘了是为什么。总之那时候刚看过他的短片,知道他是留美学电影的。那短片给我的感觉有点涩,就像很多学生毕业作品。但我直觉,这人必须继续拍下去,他会是一个好导演。我在他那年纪时,程度比他差多了。后来接触更多,发现更多,他电影知识非常渊博,这是他上一代、上几代的电影人无法企及的。新一代的电影人很多都具有这样的特质,人文情怀浓厚,对电影语言很自觉,因为见过世面所以心胸很开阔。去年知道他要拍《星空》,他的制片人又找上我,那是水到渠成的。
南都:你监制的《转山》刚刚入围了本届东京电影节,导演杜家毅也是新导演。和他的合作是怎么促成的?
陈国富:在这些新导演里,杜家毅跟我是最熟的,我到北京第一个认识的年轻人就是他,跟我死磕了好几年。我有天看了本书,叫《转山》,讲一个不知好歹的台湾小伙子,从丽江骑自行车到拉萨的故事,就问他敢不敢拍?他是求之不得。他原来是演员,但老当不了男主角,就不想演了,想当导演,扬名立万之后可以自导自演,向钮承泽(微博)学习。
南都:之前和你合作的导演冯小刚、徐克都是名导,今年年初华谊公布的H计划中,有不少新导演,包括冯德伦、乌尔善等。能谈谈和冯德伦、乌尔善导演合作的情况吗?外界常常说,华谊想培养更多的新导演,以摆脱“冯小刚依赖症”,您听过这种说法吗?这种策略是否有出于这方面考虑?
陈国富:有小刚这么可靠的导演可以依赖,为什么要摆脱呢?这太不现实了(笑)。我对冯德伦、乌尔善的评价,可以留待以后发表,因为两人的片子都还拍着,现在言之过早。和年轻导演合作,我的想法就是,中国导演不够用,没办法,必须让新人来试试。导演名单不能老是那一溜,十年、二十年不变,这太可怕。像美国电影,我以前熟悉的那些导演现在已经不是主流,最当红的这些名字我都不认识,这就是注入新血,这是健康的产业生态,不需要人为操纵。
南都:为徐克、冯小刚导演这样的名导做监制工作,与为新导演做监制,两者有什么不同?
陈国富:帮新导演当然辛苦一些,起码是过去三倍四倍的辛苦,但没有回头路。我对资深导演和新导演态度有一点是一样的,作品是他们的,他们想说什么说什么,我不会扭曲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我主张的是你要说清楚,要说得观众能明白。我所有的权力都是投资人和导演共同赋予的,不多不少。
南都:在和这批新导演的合作中,有没有什么新的经验是在和名导合作时没有经历过的?
陈国富:差别就在经验。我比新导演可能经验多些,能提供多一点“手术前和手术后”的参照和对比。我知道哪些戏制作上会碰到什么困难,需要什么程度的准备,哪些可以事先调整,哪些拍摄出来结果是什么。当然,这是就华语片的制作情况而言,我们办不到的东西可能在好莱坞不是个事,但相反的情况也有。在这边拍电影,导演可即兴发挥的空间比在先进国家大得多,可以多加利用。我参与程度的深浅跟导演新旧没绝对关系,每个项目情况不同,但一般说来,越是市场导向的作品我投入得越多,主要是制作环节比较复杂。
南都:这几位新导演分别来自两岸三地,风格和作风各异。你觉得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或者说打动你的特点是什么?在这批新导演中,有没有谁可能成为明日的冯小刚或者未来的徐克?
陈国富:这些新导演大家以后都会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会进入商业电影的主流名单,各有各的特点,不会取代其他人的位置,也不会跟其他导演搞混。来自两岸三地的导演都有远大抱负,电影学院的学生听着会觉得我在说他们。没错,我就在说他们!
南都:最近九把刀的《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台湾票房大卖,你会不会考虑和他合作?
陈国富:《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拍得很好,我认为在这个类型里是个分水岭式的作品。我很喜欢看到这些和我毫无关系的成功作品,可以让我谦卑。九把刀目前混得挺不错,不需要我掺和吧。
南都:在品评一个新导演时你最重要标准是什么?
陈国富:标准就是我懂不懂他,以及他懂不懂我。其它的我也说不清楚。所谓对市场的把握能力很难量化,一个导演上部片子票房差不表示他拍不出卖座电影。我很愿意和同行分享我的模式,但真的说不清楚。很可能我只是自以为是,凭直觉办事,硬要归纳出“标准作业程序”就有点瞎掰了。也许以后有人可以帮我总结一下。
贰判断
应该拍些什么片子?
有时候低成本像是一种逃避,以为低风险是精打细算,实际上是不敢挑战市场,不敢对结果负责任。
最重要的不是成本和回收分析,我对这种“伪科学”很不感冒。要是这种分析有效,那应该由发行商来决定拍什么电影,不是导演和监制。
观众就是买票看好电影。再老掉牙的题材,都可以拍得动人。
南都:《星空》的制作成本提高了四倍,你怎么说服华谊追加这么大的投资?
陈国富:制作费的加大主要提升了几个元素:一是演员组合;二是能以大量电影特效丰富角色的内心世界,还有是不惜高昂费用到巴黎出外景,拍摄故事的结局,说到底我还是有商业考虑的。如果《星空》维持原来低成本的规模,那在市场上更没机会。一个好的题材,有了好的创作团队,更需要足够资源把想法作到位。我吸引来更多资金,一方面为了实现故事里所有的视觉想象,另方面也是给自己压力,一定要让更多观众看到这部作品,不能有退路。有时候低成本像是一种逃避,以为低风险是精打细算,实际上是不敢挑战市场,不敢对结果负责任。
南都:您曾说过鼓励林书宇放胆做梦,但作为一个专业的监制,你肯定也会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回报的问题吧?
陈国富: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成本和回收分析,我对这种“伪科学”很不感冒。要是这种分析有效,那应该由发行商来决定拍什么电影,不是导演和监制。
我判断一个题材能不能拍,能花多少钱拍,用的是两个标准:第一个是“我会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吗?”第二个问题是:“我愿意在未来一年内为这个作品心甘情愿付出吗?”这两个标准都很严苛,通过后我不再犹豫。我说自己不算计好像故作轻松,实际上我不轻松,很紧张。但再怎么算计都没有必胜的,那何不倾听心里的声音呢?不忠于自己的结果,可能死得更没有荣誉感。
南都:很多明星都认为《星空》是很“梦幻”的电影,为什么您觉得在一个这么浮躁的电影市场环境可以容纳这么一部“梦幻”的电影?
陈国富:市场可以浮躁,但创作不能浮躁,心必须沉静才能引领市场。《星空》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指标性的电影,如果我们所有的诚意和尝试能被肯定,我会对从事现在这份工作更乐观一点。如果它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产生该有的影响力,我会对这个行业比较悲观。我们经常说艺术是为了体现真善美,那请问这样的华语片在哪里?
南都:《星空》是否是一种新类型的尝试?
陈国富:我不太喜欢提什么新类型、新尝试,因为这跟观众真的没关系。观众就是买票看好电影。再老掉牙的题材,都可以拍得动人。《星空》在华语片里是独特的,但它的独特不是因为它立意求新,而是因为它纯粹、执着、到位、动人。
南都:在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大家都有种成见,票房好的艺术性不行,艺术性强的电影很难有好票房,但您却往往能让两者较好结合,其中有什么秘诀吗?
陈国富:掌握艺术和掌握市场,我认为还是掌握艺术更重要一些,你要真懂市场你可以去卖别的东西,不要费劲搞电影吧。掌握艺术靠的是天分和努力,这不算秘诀,谁都知道。我确实对数字不行,但我的逻辑推理可以。市场价值高的电影,一定是有逻辑性的电影,是因果关系清楚、价值观清楚、技术到位的电影。
叁合作
与导演起冲突怎么办?
你把对人、对电影的感情摆在第一位,荣华富贵可能随之而来,但世俗的追求如果成了第一位,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怎么说我们还是从事艺术工作,起码是个工艺活,不是纯粹买卖。我干电影,荣誉感很重要、美感很重要、通透感很重要、诚意很重要。
南都:“陈国富”已经变成了一种商业上的保险,你有什么心得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吗?
陈国富:我只能跟那些专注于创作、并且对周遭世界有感情的人合作。如果有人过来跟我说“我想拍这个,因为这个可以得奖,或这个可以大卖”,我就毫无兴致了。你把对人、对电影的感情摆在第一位,荣华富贵可能随之而来,但世俗的追求如果成了第一位,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这是电影行业跟其它行业很大的不同之处。怎么说我们还是从事艺术工作,起码是个工艺活,不是纯粹买卖。我干电影,荣誉感很重要、美感很重要、通透感很重要、诚意很重要。勾心斗角我只放在剧本里,生活和工作中用不上。虽然电影的结果有好有坏,但你知道,每个导演都是有些道理要说的,我的作用是帮导演厘清他想说的话,而不是我透过他的作品去说什么,这是很不同的两个概念。当我听到有监制要求导演必须按照他的定制去完成拍摄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干怎么可能出现各式各样精彩的作品呢?
南都:你和冯小刚和徐克等个性鲜明的导演都合作得比较好,为什么?
陈国富:这是一系列很复杂的问题,要写一本书来描述。好导演都个性鲜明,这不怕,我期待他们的作品跟人一样个性鲜明。但我只跟对味的人合作,往后更是如此,至于什么样的人对味,我之前已经尽量形容了,我知道形容得还是不够清楚,因为这是无法说清楚的问题。总的来说,我对人好奇,对这个世界好奇,这帮助加大了我的耐性和意志力。我当导演时,对工作人员可能极为严苛,但对演员极有耐性,因为我想从他们身上挖出关于这个世界的秘密,他们像孩子,有时表达会有困难,但内心极为纯净、丰富。我当监制时,这个耐心自然给了导演,因为他们能给作品生命。有了这样的心情,还有什么好较劲的?我希望我自己拍戏时,也能有一个包容我的监制。
南都:你本身就是导演,这对您成为一个优秀的监制也有帮助?据说《风声》的时候,您是把剧本写好、演员找好、投资搞定之后,却找来高群书导,中途您也忍不住出手拍了?
陈国富:导演经历对监制工作是很有帮助的,我能理解导演的追求,并体谅导演的难处。另外还有一个好处,不会有导演指着我鼻子说“你懂什么?有本事你自己拍啊!”(哈哈),再怎么急他们都会忍住这句话。《风声》当时是因为我不希望预算过高,如果我自己拍估计预算下不来;当然,如意算盘没打好,最后制作费还是超支了不少。不过高群书拍得也很好,找他没有错。如果我会加入拍都是因为赶工,分组拍摄的关系。
肆方向
未来还是“金牌监制”?
我愿意把我的资源赌在新导演身上,赌在一些特立独行的作品上。毕竟他们是华语电影的希望,不是吗?
南都:很好奇,你负责的电影数量不少,除了监制,还写剧本,精力怎么分配呢?感觉你监制的电影有越来越“小”的趋势?
陈国富:有时会觉得累,会干得莫名其妙,不知这么累为什么。但我只要缓一下,感觉就能找回来。我的感觉不是从阅读、不是从开会、不是从新闻、不是从看电影来的,而是从生活来的。所以需要给我一点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否则一切没有意义。我明年要拍戏,所以监制工作必须减量,甚至暂时停止。今年监制了四部戏,按我的工作方式,这是负荷过量,也会影响工作品质,这种情况往后不会再发生了。今年的戏有的投资不是那么大,但我愿意把我的资源赌在新导演身上,赌在一些特立独行的作品上。毕竟他们是华语电影的希望,不是吗?
南都:作为几乎最早到内地发展的台湾影人,你会给刚到内地市场的台湾导演什么建议?
陈国富:我也给不了什么具体建议,就是你要什么,你就得付出什么。你要真情,就得付出真情。我当时来没有任何具体事业目标,当年就是冯小刚、王中磊(微博)热情邀请,我就来了。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很随性,我的价值观很难转嫁给他人。台湾创作者有较重的文化包袱,这是个障碍,这让他们每个动作都要思前想后,往往错失先机,但这也是优势,只要一出手,他们的能量能发散得更远更长。
南都:大家觉得,华谊拍不拍这个片,或者拍哪个片,很大程度是由你来决定的,实际上是吗?
陈国富:华谊的电影投拍与否,不是由我决定的。华谊的立项程序,应该是三地的电影产业里比较理性的。大部分的项目,会收集营销、发行、财务的意见,来判断可行性。只有在悬而不决时,或意见拉锯时,王中磊会起到关键作用。我的意见是所有意见的一环,这意见的重要性由王中磊衡量。偶而王中军会加入看法,但他越来越倾向让专业流程作判断。
南都:《转山》后,有人猜测您是不是准备单飞了,目前有这个计划吗?
陈国富:我和华谊的关系最主要就是监制影片,无所谓单飞的问题。过去光华谊的片子我就干不完了,哪做得了别的。我和中磊一直有很好的默契,只要他在,华谊也继续支持我的理念,何乐不为。《转山》这样的项目往后还有可能出现,但这不妨碍我和华谊的合作。
南都记者方夷敏 实习生 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