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首届中美文艺论坛：独立自省与责任(组图)

梅丽尔、葛优

　　撰文、编辑/ 王子烨

　　在演奏家马友友低沉、柔美的大提琴声中，美国“孟菲斯舞步”明星里欧·巴克旋身起舞。行云流水般的太空舞步与低回婉转的琴音相互交织，这种东、西方混搭杂糅的新艺术形式令在场观众屏息凝神——这一幕发生在首届中美文艺论坛的开幕式上。由奥斯卡导演乔尔·科恩、奥斯卡影后梅丽尔·斯特里普、大提琴家马友友、华裔作家谭恩美、汉学家史景迁、当代艺术家艾瑞克·费舍尔、舞蹈家达米恩·沃策尔等等超重量级嘉宾组成的美国代表团，以及导演陆川(微博)、何平(微博)与演员刘烨、艺术家刘小东、徐冰等人组成的中方代表团展开了两天6个主题的论坛讨论。也许正像“艺术与市场”论坛中艺术家徐冰所说：“今天中国的艺术在国际艺术圈中是一个特例，就像中国和世界经济关系的特殊性一样。为什么要有这次中美文艺论坛？就是因为有很多关系是我们在过去的经验中没有涉及到的。”本报记者全程参与中美文化论坛，直击东、西方关于文化、艺术、人文交流的碰撞。

　　导演的视角，电影制作中的挑战

　　讨论嘉宾：乔尔·科恩，大卫·范宁，何平，陆川，贾磊磊

　　主持人：达米恩·沃策尔

　　介绍人：马克·丹纳

　　讨论1 真实、虚构、改编

　　陆川：作为电影导演，你要一直做选择，你要选择拍摄什么样的电影讲什么样的故事。《可可西里》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我不是藏族人，我是在北京长大的，我到了藏区的可可西里，我想融入他们，在这过程中我写下了日记，不断积累材料。很多真实的故事的确深深打动了我，所以我就把这些材料都放在我的电影当中。

　　乔尔·科恩：如果拍一个虚构的电影的确会有些不同，你必须要选择有哪些是必须放在电影当中的。有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真实的故事和虚构的故事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怎么拍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在10年前，我们当时想拍《冰风暴》，这个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来拍一个故事。观众可能在看电影之前有自己的期待，认为这个故事应该怎么样发展，因为这个电影最开始就有几句话说，电影完全是真实故事，但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在电影开头45分钟之后才开始向大家介绍主角，这时才有一个警员出现，这是非传统的。

　　讨论2 创造性、技术、规则

　　达米恩·沃策尔：艺术的创造性就是要反对原来的规则，可能对我——一个舞蹈者来说是这样的，一些舞者想要遵循非常严格的规则，但实际上应该要摆脱这些规则。大家得有创新的能力才能拍电影。有一位英国人说，我们实际上两岁的时候都是艺术家，如果你是两岁的话你的创意占95%，到14岁的时候，只有2%的人才具有创新的精神。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创意越来越少，是这样的吗？

　　乔尔·科恩：有些规则可以被打破，只要这些规则已经不再适用，你必须要打破这些规则，你的唯一目标是要使得这些规则适用。从叙事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看一看如何把这些故事展现出来，如何让观众接受。拍电影其实就是在用不同的调子吹相同的乐曲，这是一个手工活。艺术品是非常珍贵的，在你不断练习的时候，你也在学习如何制作艺术品，学会使用最基本的工具。拍电影不是像用iPhone一样(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在苹果电脑上进行剪辑的话当然是好事了，我的孩子就能这么做)。我和我弟弟最开始拍电影的时候，也在学习平行编辑，也就是一会儿讲这个故事，一会儿讲那个故事，我们这么爱电影以至于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结束了。

　　讨论3 电影工业化

　　乔尔·科恩：现在拍电影也变得非常困难了，你可以是非常多产的，也可以自己去记录，你可以拍多少都没有问题。每个人都有摄像机，每个人都有iPhone，如果你在摄影机或照相机后面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不是一个非常坏的事情。就像每个人都可以拿起一支笔进行写作一样，但是首先你得拿起这支笔来才行。

　　陆川：随着技术的变化，电影作为一个职业门槛越来越低。我跟很多年轻的导演接触过，他们有一个愿望，就是拍得像专业导演那样，他们想成为电影主流工业的一部分，但这恰恰减低了电影的原创性。我特别想问科恩导演，因为你是我最喜欢的美国导演之一，你的独立性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我想问你，在美国工业这样大的体制下是如何保持一个独立的作者的身份？

　　乔尔·科恩： 美国电影现在已经工业化了，或者说美国电影某个部分已经工业化了。但是美国的电影工业是非常广泛的，它的一个健康面就是多元化，涉及了方方面面，可以让我和我弟弟这样的人进行一些独立的电影制作。我们实际上同商业没有太多的联系，在洛杉矶，我们开发自己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非常幸运，我们不需要为筹钱拍电影而烦恼。把美国电影作为一个产业的话，我们可以和它保持一定的健康距离来看美国电影，这样才是正确的。我也想问问你陆川，拍《南京！南京！》是如何实现的？是私人出资支持还是靠国家支持？谈到《南京！南京！》，现在人们对它评价很高，人们总是感觉很惊讶，你怎么能够将事实和你要讲述的电影这么平衡地结合到一起？这个电影的规模非常的大，而你对这个场面的掌控如此之好。

　　陆川：《南京！南京！》有中国电影集团支持；一部分是一个内地私营企业出资；还有一部分资金是香港电影制造公司支持的。所以是各个渠道出资支持的结果。我花了两年半时间做准备，做采访，采访当事人，包括那时的士兵，我还去了日本东京买一些材料，我还有许多朋友也给我了很多很多的材料。主要还是基于事实，所以它才成了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记者侧记

　　东方、西方，迷失在话语中

　　从1984年第一部电影《血迷宫》在第一届圣丹斯电影节获得最佳电影奖以来，科恩兄弟一直在好莱坞坚持独立制片。乔尔·科恩的太太曾说：“乔尔和伊桑制作他们的电影直到最后的剪辑，完全负责电影拍摄的各种创作，甚至以牺牲最后的经济利益去捍卫这种权利。”正是在这种“捍卫”下，科恩兄弟的作品不落俗套，在黑色幽默中流露出对命运的无可抗拒以及人生的不确定性。1991年的《巴顿·芬克》曾获当年法国戛纳影展金棕榈奖。2008年，两人以影片《老无所依》获第80届奥斯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奖。

　　这场有乔尔·科恩参与的论坛是两天论坛中分量最高的一场。此次来华的是科恩兄弟之兄乔尔·科恩，从演职员名单中，非常明确哥哥乔尔是导演，弟弟伊桑是制片，两人合作撰写剧本，但现实工作中却难以这样明确区分。科恩兄弟两个总是一起策划、一起写剧本、一起去看电影，甚至一起收养了一个孩子。

　　但整场论坛真是应了索菲亚·科波拉的那个片名《Lost in Translation》。这种迷失首先表现为在大部分时间台上始终有近一半的嘉宾拿着同传设备举手——不知何故他们什么都听不到。最后组委会干脆请一个翻译直接坐到科恩旁边现场翻译。翻译的问题直接导致交流不顺畅，嘉宾们只能自说自话，没有追问、没有质疑、没有互动……达到交流真是奢望。

　　而交流上的迷失除了翻译问题外，中西方列位嘉宾一字排开坐在台上更有“话语”障碍。美国导演关心中国导演创作环境和心态，比如科恩就对《南京！南京！》的出资人、从拍摄到上映的过程很感兴趣。而中国嘉宾，包括论坛后的观众提问环节，普遍更关注科恩兄弟的创作心得、如何保持独立性，以及中国电影如何应对好莱坞化的大问题。观众提问的第一个问题即是：“中国导演张艺谋翻拍了《血迷宫》，作为《血迷宫》的导演您如何评价《三枪拍案惊奇》？”科恩可能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他并没有直接接球，而是委婉笑言：“《血迷宫》本来是现代故事，结果被改成了发生在18世纪的面馆。看《三枪》的确是我最怪异的一次观影体验。不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张艺谋非要改编《血迷宫》，他完全可以独立讲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说到这里，一旁的主持人也打趣道：“这也说明了张艺谋尊重知识产权，无论你的作品是否直接参与到改编中，但起码受了你的影响。”

徐冰

　　文化与商业：艺术和市场的关系

　　讨论嘉宾：艾瑞克·费舍尔，朱迪斯·贝尔泽，刘小东，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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