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霄峰：“革命家”只是外表 做事先把刀磨锋利

李霄峰

　　撰文/ 林间越 ( 特约) 编辑/ 巩晓莉

　　2011年岁末，专栏作家、编剧李霄峰的短文集《失败者之歌》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一时间为文娱两界所关注。1999年李霄峰以“Liar”为笔名撰写影评声名鹊起，后停笔转投电影业内部，潜行多年后以本名出版新书。在喜爱他的读者眼里，他可算网络时代的传奇人物，或者说，总是先行者。日前他与本报促膝长谈，使得十年来他的经历和沉淀后的理念浮出水面。

　　“情感是最奢侈的企求”

　　记者(下简称记)：扉页上有句话：“真正的失败来自情感”，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句话对读者的意义？“失败者之歌”这个题目对很多人很有吸引力，但翻开书，好像内容又不是完全贴着书名，是不是你这个“失败”还有别的层面的含义？

　　李霄峰(下简称李)：关于“失败”的含义，我写过一个故事，写得不满意，没有收进去，说有一个父亲，当他还是男孩的时候被父母体罚，关在地下室和过冬的大白菜一起度过了寒冷的晚上，被放出来的时候差点冻僵了。那一刻他非常恨父母，对自己发了个誓言：如果将来有一天自己有孩子，绝不会使用暴力去教育他。后来他成家生子，孩子长到十几岁，很叛逆，他自己的工作也不顺心，有天晚上回到家，发现孩子撒谎，他一个大耳光就扇了过去。发泄完了以后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你知道这时候他是什么感受？就是很失败的感受。就那么一下，他原本想象的……那种美好的蓝图都破灭了。这种感受每天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但那么多富人啊，官员啊，这个领袖那个领袖啊，每天在媒体上扮演的都是完美的，颠扑不破的。我不是在针对他们写作，也不是在秉持任何概念写作，只是想回到一个“人之常情”的状态，去捕捉现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里的人每天都在经历的，很微小也不易察觉的震颤，是庸常生活里的，你有可能差点儿忘了，但总被提醒起来的那些东西。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别把这句话看成中心思想，它仅仅是一句话，经不住什么解读，别先入为主，还是轻松点看，说不定看到的才更丰富。

　　记：这种感受是和你成长的经历有关系？《失败者之歌》里你有一两篇回忆小时候的文字，能不能谈谈创作和回忆的关系？

　　李：有一些吧，我父母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从农村和县城考到合肥，能力都很强，我称他们那代人为“移民的一代”。他们到城市里工作、生活，才二十啷当岁，比我现在还小，都是凭自己奋斗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但是对于家庭生活而言，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的价值观都已经成型了，就是中国最传统的价值观。但是到了城市里呢，开始经历开放的浪潮，这是个人无法选择的，所以我小时候他们都很忙，后来我成绩很差，他们很生气，觉得我没有给他们争光，换句话说，没有更上一层。到老了呢，他们又开始自责，说他们对我教育失败了。我反而要宽慰他们，而且我也真没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每个人的命运都不是自己决定的，但每个人都曾经追求过完美的世界，那种世界我的理解并不是说它祥和宁静、美丽无双，而是人的情感得到了满足甚至***。但“情感”恰恰是人最奢侈最充满欲望的企求，比金钱，比社会地位，比思想都更难以企求。

　　“人永远不够了解自己”

　　记：这本书前半部分叫“南方迷思”，都是你的随笔和散文，也有故事性，比后半部分的“失败者之歌”更容易进入，你自己更喜欢哪部分？

　　李：前半部分当然很亲切，都是生活中的描述。但我更喜欢后半部分，虽然它看上去有点稚拙。我觉得这本书是本小书，我也不喜欢评价自己，如果非要说我喜欢哪一段，或者哪一篇，我推荐的是《等待》，它是新写的，没发表过，我在那里面找到了一些自己的方法，也找到了节奏，它提示了我今后写作的某些可能性。

　　记：能不能具体一点，什么样的可能性？

　　李：从题材上说，我对城市男女的情感更熟悉也更有把握，尤其是生活在所谓二线城市或者从二线城市成长起来的男女。往小了说，人永远在试图掌控自己，行为、说话、感情、欲望，都想装作特别正常的人，进行特别正常的符合规范的来往。但真实状况往往不是这样的，而是很奇怪的，没有什么人是正常的，或者说人的本能是被文明遮蔽得很巧妙。但是，当人突然有一天做出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事情时，他们自己就懵了：我怎么了？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怎么能一边跟老婆在家带孩子一边和情人谈情说爱？挺崩溃的，于是不得不做一些真实与谎言的游戏，一边很慌张，一边又特兴奋，感觉跟一孩子在家偷父母的钱差不多。但我想说的是，第一，人永远不够了解自己，你看他说出的话都挺正确的，但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要看他在生活里干了些什么。第二，人的情感是最值得描述的事物，因为它不可控。我最喜欢去找的，就是介于可控与不可控之间的那个部分。

　　记：那么你认为读者是否应该相信你说的话呢？就像你原来的笔名叫Liar，也就是骗子的意思。

　　李：(大笑)这是他们的自由，我管不了。

　　“我是众生中的一个”

　　记：著名的书评人乔纳森对这本书评价很高，而且在评论里说你是个“含羞之人”，但今天见到你发现你还很健谈，挺意外的。

　　李：乔纳森的书评让我感觉非常羞愧，他的书评比我的书好看，他的语言能力本身就是超群的。他说我是个“含羞之人”，我理解应该是文字世界里的我，或者是精神世界里的我，是凝练过后的样态。但真实的人是丰富的，如果还要探究人的内心和灵魂，就更加是不可名状的，我和别人没什么区别，都是众生中的一个，有多面性很正常。

　　记：能理解成你不愿意定义自己吗？

　　李：对别人我也这样，先看他本身。如果一定要给一个概念，我觉得写作最好的状态是一个不动声色的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判断者，因为我们头上有神明正在判断人间，我们没有决断他人状态的权力。这是一个观察者的根本，就是不带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从近乎为零的角度去看待每个人，这样你眼里出来的事物还有笔下的世界才会更有趣，更丰富饱满。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人与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谁高过谁，没有谁真理在握或全知全能。没有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更不可能有人生来就掌握了判别他人的量尺，生来就站在一个众人之上的制高点上，我的感受是我还不够了解自己，也不够了解世界，还有很多东西要去探求，无论生活、写作，还是电影，对我来说都是这个探求过程的一部分，这样才会永远感到好奇，永远有新鲜感。

　　记：这本书里有一篇故事，描述了你遇到一个热爱伯格曼电影的税务员的经历，是真事儿吗？

　　李：真事儿。这故事很小，但对我个人触动很大。说远一点，有段时间很多人都在引用村上春树的那句话：体制是墙，而生命是鸡蛋，在墙和鸡蛋之间，我支持鸡蛋。坦白讲，我不知道这句话翻译的真实语境是什么，或者原义是什么，但是我很反感这种人为的对比，它把人给局限在很狭隘的时空里。那么我想问问那些特别爱引用这句话的人：在体制中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不一样是生命、一样是鸡蛋吗？不应该把“体制”这个词到处乱用。人都是有温度的，能活下来的人都是有属于他的韧性和多面性的，我希望自己今后还能多去挖掘这一点。我已经说得太多了，这本小书经不起这么多理念，还是留给读者吧。

　　“电影是社会的游戏”

　　记：你的经历很丰富，从1999年写影评开始，后来不写影评了，直到和张元一起编剧《达达》，还做了主演，这些年收获大吗？

　　李：非常大。真正的收获是通过电影接触了社会，很充实，很愉快，也很幸运。从别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不断在这个过程中梳理对电影的看法。

　　记：这些看法和年轻时区别很大吗？

　　李：还是挺大的。比如写作，写作是一个人的游戏，绘画、雕塑、作曲、演奏，都是一个人的游戏，他可以独自完成；但电影不是，社会属性比其他艺术种类都要强。你看文学，好的文学都是诞生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是根连着根，叶连着叶的，电影也一样，而且需要动用的人力物力、社会资源很广泛，它和一个社会的发展分不开，不可能说有人还在挨饿呢，但电影的意识已经能撼动好莱坞了。做电影，它背后的思虑无比复杂，所以说它是个“社会的游戏”，就是和整个社会一起做一个大游戏。

　　记：是不是还可以延伸一下——这种游戏本身不是创作者自己能完全决定的？

　　李：你说得对。我觉得将来的中国电影，作者的痕迹可能会越来越少，或者换个角度，作者也许是一个创作团队的核心，但更可能的是依靠整个团队，或者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创作的力量。人们走进电影院将会更多因为某部电影本身的魅力，而不再因为某一个导演的名字，或某一个演员的名字，或某种出其不意的宣传，到那个时候，中国电影才真正站得住脚，因为那才能证实我们进入了一个“内容为王”的新时代。

　　“先把刀磨锋利”

　　记：2011年的中国电影你看了多少？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李：我只推荐一部，《郎在对门唱山歌》，艺术水准非常高的一部电影，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优点是很耀眼的，他把一个政府投资的低成本电影变成了一首诗，或者一篇动人的短篇小说，导演是章明，用的都是新演员，乍一看挺反感，尤其是男主角，但看完觉得没有谁比他更合适了。我甚至推荐给一些公司去发行，但没人愿意接。我挺失望的，我觉得能把一部明显能赚钱的电影发好了不算本事，能把这样的电影卖好了才牛逼。

　　记：你不觉得小众的电影就应该属于小众吗？人家如果发出来，观众看不懂怎么办？

　　李：不尝试怎么知道？我以前写过杨德昌，为什么杨德昌的电影就只有精英能看呢？他应该有更广阔的观众，就像上个世纪的鲁迅，应该大放光彩才对。同样的，冯小刚的电影怎么就不入精英的眼呢？我其实觉得冯小刚对这片土壤和文化的贡献是被低估了的，张元和贾樟柯也是，都是被低估的，而且精英们就在乎那么一点评说社会、评说别人的权力，没有了“别人”，他们当场就没事儿干了。一部作品一被大众了解，精英们也就或者失落或者没话语权了，我觉得那才好呢，才证明电影是属于观众的，不属于任何话语权在握的所谓的文化人。

　　记：这番话让人想起贾樟柯给你作的序里说的话，他说十年前你给人感觉像个革命家，你怎么看待他对你的这个最初印象？

　　李：我是觉得，做比说强，所以我今天说得已经太多了，这段时间为了书的宣传做了几个访谈，我心里都发慌，觉得不该说这么多话。贾导那是鼓励我，我明白，但是太多事我还没有做到，就不用去说它，包括“革命家”这样的印象，那是外表。有句话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电影更是如此，变化是从内而外的，你想要捅它一刀，得先钻进去，从里面往外捅，也得把刀磨锋利了再说。等将来我和同伴们已经做过了一些事，再来谈论电影，或者，那时候我更愿意来谈谈对社会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