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绝对是台湾文化界绕不过去的名字，这个台湾奇才、鬼才、全才，终于在内地出版了他的作品集。此次詹宏志作品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共四卷：《人生一瞬》、《绿光往事》、《詹宏志私房谋杀》和《侦探研究》。前天下午，詹宏志带着他的新书现身南京新街口大众书局，和大家聊起了创作时的点点滴滴，也回忆了80年代台湾电影界的风云变幻。
关于书：创作动机缘自父亲过世
“没有詹宏志，就没有今天的台湾”。梁文道曾用这样的话评价詹宏志。翻开詹宏志的履历表，你会发现梁文道的评价绝没有过誉：他是台湾知名作家，著有多本畅销书；他是成功的媒体人，25岁就出任主编，台湾主要的杂志和报纸都有过他的身影，创办了台湾第一家网络报纸《明日报》，他是杨德昌和侯孝贤的经典名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悲情城市》的制片人。
这是詹宏志第一次来南京，行程的密集让他无法游览南京的名胜古迹，甚至无暇去看他的老朋友苏童，下午刚刚结束在南师大演讲就匆匆赶到了这里，但詹宏志说起话时不疾不徐，态度温和，让你感觉不到他疲惫，言谈中显出传统文人的儒雅和睿智。
以前一直在做编辑，这一次由于自己出书让他走到了前台，詹宏志说这样的角色变换让他“诚惶诚恐”。在这样一种“诚惶诚恐”中，他安静地讲述了他创作《人生一瞬》的缘由。
“最初的创作动机要回到1987年，当时我的父亲刚刚过世，就这个时候我的脑子里关于父亲的回忆全部回来了。”詹宏志回忆道，“我以前是工作上的拼命三郎，而在那个晚上，我忽然发现我过去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全部值得我回味，而且是要我花力气挖掘的。”
他写下了《声音、气味、颜色所记录的童年》这个标题，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回忆不是用事件构成的，而是由画面构成的，很多画面直接从记忆里跑出来。在那个晚上，他把自己零零星星的回忆记下来。这些记忆里，有水蛇从他脚上游过，有他抓蜻蜓的徒劳，也有乡间小路上的舞女。然而，直到02年他才真正着手写这些文章。那一年，他一手创办的网络报纸《明日报》宣告失败，让他亏损了3亿台币，他自嘲说：“我的失败让我唯一一次登上了《华尔街日本》的头条。”这样的失败让他安下心来，反思自己。打开电脑，发现当年的《声音、气味、颜色所记录的童年》，他开始认真地思考和回忆，关于朋友、家人和家乡。
“我在这本书里的回忆大多是关于60年代的台湾，很多在现在显得怪诞的东西当时非常真实，我在尽力追寻某个时代某个地方的故事。”詹宏志说，“可能看起来像个人的回忆录，其实也是社会某个时代的快照。也许那个时代的台湾故事中很多的人情世故，大陆读者不一定理解，但我相信在一定状况下是有心灵相通的，若有，这是我的幸运。”
关于电影：为没给杨德昌拉赞助内疚
詹宏志是《台湾新浪潮电影宣言》的起草者，是台湾电影发展中的举足轻重人物，当他谈起和导演侯孝贤杨德昌的合作时显得很动情。
“和他们两个合作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詹宏志说，“侯孝贤是最愉快的人，是天生的领袖，他为所有人着想；而杨德昌完全不一样，跟他一起工作是非常艰难的，他也总把奇怪的念头藏在心里。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伟大的导演，也都是我佩服的人。”
他说：“我和侯孝贤的合作首先是因为我是他的粉丝，然后我才慢慢成为他的朋友。到《童年往事》为止，侯孝贤已经形成了创作的基本美学风格，精神世界也已经成形，然而83年因为《儿子的大玩偶》被禁风波，他们都受到波及，竟然无戏可拍，我觉得这样的导演没戏可拍实在太可惜，于是我就开始为他的电影拉赞助。”
就这样，詹宏志靠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邱复生投资侯孝贤的电影，这就是后来的《悲情城市》，这部电影一出现在台湾就卖疯了，这部电影成功之后，侯孝贤曾登门拜谢詹宏志。“他提着50万台币的现金过来，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所以说这部电影我赚得比梁朝伟多。”詹宏志笑道。
而和杨德昌的合作则完全没那么愉快。
“起初，杨德昌准备把朱天文的第一部小说《带我去吧，月光》改成电影，需要1470万的资金，请我拉赞助，我答应了。”詹宏志说，“拉来赞助，拍摄开始之后，我们发现这根本是另外一部戏，而且钱都花光了片子还没拍完，这部片子就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于是，我们一起算了算到底拍完要花多少钱，算完之后发现要2680万，投资公司当然不干了，我们当时也一筹莫展，就在这时一家日本公司拯救了我们，由于我制片的《悲情城市》在日本卖得好，于是他们询问时我就开了个天价，他们竟然答应了，其实最后也就花了120万美元，就有了这部杰作。”
“拍完之后，杨德昌说一定要让我第一个看到这部电影，我看完之后就热泪盈眶。我觉得只有这样坚持，孤僻的导演才会有这样的电影。”詹宏志说。不过詹宏志也有自己的遗憾：“后来杨德昌还请我帮他拉赞助，可是我有过这么艰难的经历心有余悸就一直没答应，结果一直拖到他去世，我对于这件事一直很内疚，也许我当时再咬咬牙，说不定又会有一两部杰作。”
实习生 刘凯
记者 蔡震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