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张伟平
《有话好好说》
张艺谋
《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
撰文/ 白郁虹 王晓晶 编辑/ 王晓晶
“我和艺谋首先是哥们儿,电影对我来说没他重要”;“只要张艺谋拍一天电影,新画面就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如果有一天艺谋不拍电影了,新画面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就是为艺谋一个人开的”……在叱咤中国电影界的亲密搭档张艺谋、张伟平频传分手消息的今时今日再回看这些话,多少让人唏嘘。离开了张伟平的张艺谋能否重塑金身?失去了张艺谋的张伟平何去何从?业内外拭目以待。影评人周黎明说,“二张”模式是典型的中国作坊式运作,靠哥们儿义气捆绑的合作不会持久;新影联副总高军断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二张”分手的真正原因,纷纷扰扰,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能够肯定,从1996年首度合作“一桩失败的生意”《有话好好说》到2011年《金陵十三钗》放眼全球的野心,早已是中国电影代言人的张艺谋和稳坐营销界头把交椅的张伟平,在合作15年后的这次分手,只会产生更多可能。
“二张”往事只堪回味
关键词 合作缘起
代表作:《有话好好说》
年份:1996年
当事人语录
“如果张艺谋打造自己品牌的第一部电影惹上官司,媒体肯定爆炒,这对他是种伤害。”
梳着大背头,身穿花衬衫,从一辆大奔里钻出来,狠狠地朝姜文身上踹,当然,也被姜文踹……这是张伟平客串《有话好好说》的情景,多年后回忆起人生第一次当群众演员的经历,他还笑着说:“假打、假比划,真叫累呀,要来真的也许就不会。”1996年,已经认识6年的张艺谋与张伟平开始了第一次电影合作——《有话好好说》。而在此前,张伟平甚至没看过张艺谋的一部电影,他们在某次娱乐界的聚会上相识,更多的话题也只是围绕生活和吃喝玩乐。也是在1996年,刚与巩俐分手的张艺谋正处于感情和事业的低潮期,海外片商对失去了巩俐的张艺谋缺乏市场信心,导致《有话好好说》资金迟迟不能到位,评论界也对张艺谋的首部“进城”电影指指点点,更有人以《张艺谋且慢进城》为题,奉劝其考虑观众接受程度,暂不要触碰城市题材。出于哥们儿义气,张伟平连剧本都没看就砸出2600万元,化解了张艺谋的燃眉之急。
《有话好好说》网罗了当年最火的明星阵容,刚演完《北京人在纽约》的姜文、刚拍完《宰相刘罗锅》的李保田、《渴望》明星李雪健,以及葛优、瞿颖、赵本山……用张伟平的话说:“除了巩俐,国内当红一线基本都用了。”而对一部都市片来说,当年2600万元的投资也是相当高了,“主要酬金花在了演员身上”。作为投资人,张伟平就去过一次剧组,还是因为张艺谋要用他的大奔,所以他捎带手儿也客串了一把。等戏拍完了,张艺谋谈到发行问题,张伟平傻了眼:“呦,还得发行啊?我不懂呀,只好有病乱投医,找几个发行界有经验的人聊。”后来,哥伦比亚影业和香港安乐公司的江志强同时找到了张伟平要做《有话好好说》的海外发行,但张伟平称禁不住当时保利华亿影视公司董平的“软磨硬泡”,将影片的国内外发行权都卖给了他,分别是800万元和1800万元。张伟平本想收回投资后就“撤了”,不料董平“在国内发了3000多万赚了一把后就不务正业,在海外发行的1800万一拖再拖不付款”,被拖了半年多的张伟平急了,双方差点对簿公堂。但后来“板儿赢”的张伟平放弃了打官司的念头,他想,如果张艺谋打造自己品牌的第一部电影惹上官司,媒体肯定爆炒这件事,这对张艺谋是种伤害。所以张伟平从董平手里要回了合同,而《有话好好说》也因错过了海外发行的最佳时机,至今还“砸在手里”。
关键词 品牌形成
代表作:《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
年份:1997~2000年
当事人语录
“只要是张艺谋的电影,捧谁谁就是腕儿,咱照样可以捧出国际巨星来。”
正当张艺谋为张伟平“赔了钱”内疚时,自称“从来不认输”的张伟平却燃起更大斗志,他坚称损失并不是“张艺谋的电影不赚钱”,而是“我和董平都不专业”。张伟平说:“这件事让我反思,我对艺谋说,首先,有全明星阵容不一定有好票房;第二,必须开始打造张艺谋的个人品牌。只要是张艺谋的电影,捧谁谁就是腕儿,咱照样可以捧出国际巨星来。”
1997年,新画面影业公司在北京成立,这个名字据说张艺谋琢磨了两天。这是张伟平专门为张艺谋开的公司,连张艺谋自己都说:“新画面实际上应该叫做一片公司,只做我一个人,确实像一个专卖店。我们这个组合是独特的友谊和情感的一个结果,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复制性,不能拿来做产业链上的参照。”
1998年,新画面第一次以公司的形式出手投资了两部文艺片——《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主演阵容中确实连一个称得上腕儿的人都没有,一个是来自穷乡僻壤连电视都没看过的魏敏芝,另一个是大二学生章子怡,但这两位谋女郎日后的发展业界有目共睹。这也是张艺谋导演生涯中唯一尝试在一年之内拍摄两部电影,前者为其赢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后者则捧回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成为张艺谋那一年里的双响炮,其个人品牌也在海内外迅速建立。
据张伟平回忆,在当时盗版猖獗的年代,一年内连做两部电影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败了,真会“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所以当时他除电影之外的事情基本都放下了,专门研究电影宣发。《有话好好说》没卖好,张艺谋很着急,为了把《一个都不能少》发好,他们选择了专业的中影集团。张艺谋有一点让张伟平很感动,当年很多导演一谈到商业和票房“简直觉得是对他们的侮辱”,很多人毫不掩饰地表示电影拍完了,它的好坏与观众无关,与票房无关,完全是创作者自我性格的一种释放,但张艺谋说,“如果《一个都不能少》在商业谈判时需要我做什么,我愿意配合”。
与中影的谈判最初并不顺利,连谈两天都没结果。张艺谋和张伟平都是急性子,当一个星期后谈判重启时,张伟平跟张艺谋合计:“今天一定要有结果,我跟他们不熟,他们看我也是门外汉,他们跟你熟,又是艺术家,我一看谈得差不多了,就摘手表,这时候你报价,成不成我都认了。”结果据说两人一落座,张艺谋就一直盯着张伟平那块手表,过了俩多小时,张伟平刚一摸表,大导就报价了,“当时报完价真是有效果,跟中影谈了一个很满意的价钱,至少我收回投资了”,张伟平说。
虽然《我的父亲母亲》在国内的票房发行不是很理想,但张伟平称两部作品最大的成功就是让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在张艺谋身上,“电影本来就是导演的艺术,为什么要让演员左右我们的电影?”
彼时才开始学习电影宣发的张伟平也初露峥嵘,虽然两部片子还是延续了传统的路牌广告和“走四方”的宣传方式,但《一个都不能少》以“一个14岁农村少女支撑整部影片”做娱乐卖点,以公益片的名义结合公益活动捆绑宣传,《我的父亲母亲》则干脆卖起张艺谋的初恋故事,这位导演也鲜见地登上了电影海报。
关键词 大片时代
代表作:《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年份:2001~2007年
当事人语录
“今天所谓的商业大片离了争议还真不行。”
2000年的《幸福时光》号称是张艺谋从“小众电影”向“大众电影”的转型之作,尽管还没开拍就因“全国海选女主角”炒得沸沸扬扬,但因其“既不商业,也不文艺”的自相矛盾式定位,导致影片质量平平、票房惨败,远未达到张艺谋和张伟平的预期效果。而那时的两人也似乎觉察到了电影市场风向的转变,张艺谋对上述四部作品的评语是——“毫无商业价值”。
2001年张艺谋开始执导他的第一部武侠商业巨制《英雄》,它不仅创造了内地票房2.5亿元的奇迹,更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大片时代,亦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市场化的转折点。当然,《英雄》也被看作中国电影票价至今居高不下的始作俑者,因为此前高于50元的电影票还很少见。
其实拍《英雄》的初衷仅是想圆张艺谋一个武侠梦,自投拍伊始,张艺谋和江志强就没有寄希望于内地市场,结果《英雄》却做成了一部影响至今的话题之作、争议之作,张伟平豪掷2000万元宣传费也让《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全新的营销时代。
在盗版猖獗的深圳提前放映——“我就是想在深圳让那些盗版贩子得不到手,就是跟他们明着暗着地博弈。”据说当时张伟平还惊动了CNN、BBC的记者,他们全都跑到深圳“围观”,因为觉得在中国能防住盗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拍卖音像版权——“行不行啊,这要流拍就没法发行了!”在拍卖会前几分钟,张艺谋和江志强还坐在张伟平边儿上犯嘀咕。当时中国音像版权费只有20万元,结果广州俏佳人一举牌就是80万元,没一会儿就举到了500万元,最后《英雄》在1780万元的举牌声中瞠目落锤。
直面媒体争议——“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它很迅猛,全都没有准备,我们是跟大家一样瞠目结舌。有些争议已经不能按照语言的角度去思考了,但还是要说,每个人都要发言。后来我们注意到,今天所谓的商业大片离了争议还真不行”,张艺谋说。张伟平最初面对《英雄》的争议很气愤,事实证明,他在媒体上的发言向来都火冒三丈。因为张艺谋的不善言辞,张伟平不仅成为其代言人,更在各大报章的娱乐版面上开始了他独具一格的“放炮”式营销。
《英雄》让人们看到了电影大投入、大营销、大回报运作模式的成功,2004年,对武侠大片意犹未尽的张艺谋和张伟平再接再励,投资2.4亿元拍摄了与《英雄》相仿的《十面埋伏》,虽然因为剧情的捉襟见肘和恶劣炒作引来种种非议,但最终仍取得了1.5亿元的票房,那一年,在《十面埋伏》首映式上亮相的神秘歌手刀郎也火得一塌糊涂。2006年,两人又以3.6亿元的投资合作了华丽丽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当然,剧情的空洞是必然的,与周润发的骂战亦为该片博得眼球,最终《满城尽带黄金甲》取得4.2亿元的全球票房。相较而言,介于《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之间拍摄的《千里走单骑》对于张艺谋和张伟平来说,更像是两人跟高仓健情义无价的作品,票房倒在其次了。
至此,张艺谋和张伟平已经完全蹚出一条“一靠钱、二靠炒”的必胜之路,据说银行老总们只需一张张艺谋的健康情况证明表就肯抢着为电影投资,一台奔腾中的“二张牌印钞机”从此诞生。而彼时两人的关系也因为张伟平的恶炒变得微妙,人们开始怀念文艺片时代的张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