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合拍片《第二春》昨天在上海影城进行了官方放映，这部金爵奖参赛片将目光聚焦到中年妇女的情感危机，导演费伦茨·图日科和制片人拉斯洛·坎特出席发布会，讲述了拍摄该题材的初衷，强调这类离婚女性的社会性题材需要得到关注，同时也分享了合拍片的利与弊。
关注女性的中年危机
片中的女主人公凯特琳与丈夫结婚多年，感情不再，但当丈夫为了新欢离开他们的家时，她还是深受打击。于是她出发去远方的伊斯坦布尔。美丽的风光、独特的文化，神秘的伊斯坦布尔让离婚的凯特林从悲怆中挣脱出来。她也遇见了建筑工头汉米尔，两人深深地为对方所吸引，开始寻找自己的新生活。
导演费伦茨·图日科表示这样的故事在匈牙利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他本人也是成长于一个父母离异的家庭，他的母亲也和故事的女主人公一样从布达佩斯去了伊斯坦布尔寻找新的生活，他也是因此将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定名为“伊斯坦布尔”。他说：“离婚这个现象在欧洲是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对青少年的影响很大，很多青少年想要搞清楚为什么离婚对自己的生活影响那么大。”
制片人拉斯洛·坎特也说，市场上很少有电影来关注50岁以上的女性，事实上这在世界各地都是严重的问题，此片讲述了她们对自己生活的观点，如何面对中年的窘境。“片中的重点是告诉大家，50岁的女人并没有走到生活的尽头，还是可以生活出新的感觉，走出自己的天地。”
四国合拍有利有弊
《第二春》是匈牙利、荷兰、爱尔兰、土耳其四个国家的合作片，制片人表示由四个国家跨刀，同时让四个国家的观众理解内容，对于整个市场环境和观众群的共享是个很好的事情，他同时却也强调合拍片就如一把双刃剑，好处与困难一样明显：“困难的地方是时间、金钱的花费会更大，四个国家的文化，包括演员表演时的语言都相当困难，甚至会有类似Chinglish(中式英语)一样的匈牙利式英文出现。反之好的是会让票房变好，至少在4个国家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而且文化的融合对观众而言更加新鲜，就好像混血儿一样，会集合各个国家的优点，制作人员会在拍摄中分享各自观点，为了完美影片不断修改。”
虽然合作国家多达4个，可坎特说不似中国电影，这四个国家人口并不多，没有那么多观众，他个人以后很有想法为匈牙利的20万华人群体拍摄一部电影，目前还在寻找好的故事。被问到中国和匈牙利合拍电影的计划与可能，图日科指出合拍片还是需要找到适合的机会，他有一个朋友想要在中国拍一个故事，但花了三四年时间因为资金等问题，最后只能将中国发生的故事搬到了布达佩斯，不过他还是相信合拍片的未来是好的，“中国对欧洲来说是很重要的市场，合拍片的环境也一定会慢慢变好。”
声音
合拍片要在文化差异上做好功课
对于如今越来越多的各国合拍片，上海大学影视系教授葛颖直言，这种跨国合拍也是目前欧洲非常流行的拍摄格局，“这背后其实是电影越来越专业的资本化运作结果，就是一个国家的资本可以投到另一个国家和本国甚至毫无关系的电影上”。葛颖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这种资本运作，跨国投资影片只会越来越多。“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找到更符合需要的场景，可以更有利于拍片，比如美国的《现代启示录》就是去菲律宾拍的；还有一个就是成本的问题，去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去拍戏，有时候可以节约很大的成本。”
但葛颖也强调，多国合拍要考虑“成败皆萧何”的问题，可能市场很好，也可能放大文化差异。他特别强调，欧洲的一些国家因为文化根基比较接近，所以适合合作，但中国和欧美合拍片可能会出现的文化差异更大。他举了贝尔·特鲁奇在中国拍摄《末代皇帝》的故事，尽管当时中国提供了最大的便利，甚至允许使用故宫，英若诚也在片中出演了角色，但该片公映前还是碰到很多问题，被剪掉很多，这也直接导致中方对合拍片的热情后来再也没这么高了。为此，葛颖强调，合拍片一定要做好各国的文化习俗调查工作。○茅中元
新报记者 丰 彦 文
新报记者 朱良城 实习生 程子凡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