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现在反复提及“干净”这个词,是你所处的环境让你觉得不干净还是别的什么?
孙红雷:我是觉得有点脏,有时有点愤怒,但不是常态,常态就是觉得有点脏,所以我盼望着干净。
记者:为什么说在绝望中接了《梅兰芳》?现在大家不都觉得中国电影正是好时候吗?
孙红雷:我觉得起点有点低了,跟我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所有人都为了上帝在干活,观众就是上帝,上帝的审美必须是由我们带领,导向由我们创造的,如果你迎合观众,势必在强奸观众。我说一句最俗的话,志气吧!《梅兰芳》里有骨头,中国很多电影没骨头,都是在迎合观众、迎合奥斯卡评委。
记者:你和陈凯歌交流过这个观点吗?
孙红雷:我们每天交流,他非常同意。我们俩是莫逆之交,沟通特别容易。凯歌导演从学识方面远远高于我,我称其为文人导演,而且是个大文人。我特别仰慕他,在电影创作中他的观念和我完全是不谋而合,我们俩形成一个高度统一。我们俩在拍戏的时候互相摧残,包括配音时,我们有了讨论,倾听别人意见。这是一个特别公平、有超凡竞争力的电影,它集合了所有人智慧,甚至一个场工。他经常问一个剧务:“你看了这个镜头,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一个导演能有这样的举动,源于一个基本自信,自信的导演才能这样做。有很多导演,演员一提意见:“咱们这个镜头传达的意思不对吧?”那边就发火了,就崩溃了——把这演员开掉,这就是超级不自信。
记者:我们还以为他正处在最不自信的阶段。
孙红雷:这是常人猜测,不是这样的。对我来说是个惊喜,我没想到他会这样。7个多月拍摄时间,他没有一天迟到,每天笑眯眯的。我很敬佩这个老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可以代表世界电影人的一个传统品质,就是认认真真。
记者:你屡次说要做中国电影的革命党?
孙红雷:不是要做,我很早就是了。我所说的革命,是要引导观众到一个正确的电影观念上来。百花齐放、雅俗共赏我不反感,我只是觉得,别所有导演、所有演员都追随着观众很简单的审美。人家随便一说,我喜欢孙红雷的硬汉形象,你要光听这个,作为创作者不就乱了吗?作为一个创作者,以这样的心态怎么去创作?我们是专业搞电影的人,我们来把握导向,不是观众喜欢古装武打就拍,喜欢警匪就拍。我不喜欢一部戏叫《落地请开手机》,尽管我自己不太忍心看,最起码是不同的吧!我是经过思考的,所有人在拍黑社会题材,我应不应该去拍?如果我去做了,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记者:你对那部戏还是对你自己表演不满意?
孙红雷:不是我要的东西。以前我也学会接受采访时,装装大尾巴狼。老看电视,也学了,表演一点不精彩,正襟危坐,似乎很高尚,说的全不是人话。后来认识到,不敢演了。
记者:你以前不是照样也拍那些你现在否定的题材?
孙红雷:我没有。我拍了些烂片子,不能告诉你是哪一部,那是我对导演和其他演员的诋毁。但我如果每部都是这种片子,你们就会有基本的认同我是什么样的演员。对自己有要求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我在这儿跟你聊这天,我要是饿得头昏眼花,我也没力气。我认为电影最基本的就是独创,你要表达什么?演员挣这俩子儿我真瞧不起,到山西挖煤我都挣得更多。在北京我是中产阶级,人家说我高产,你们错了,我演的你们都看到了,拨个台就能看到。生活当中,我演的一些电视剧我自己不忍心看,但我妥协了。
记者:之前有这些不满意作品的铺垫,今天你在这行业里才会有权力?
孙红雷:对,我不管合作者有没有名,我们得是同类,有共同的志气,其他的钱呀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得愉快。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变成一个理想主义者了?以前就是这样?
孙红雷:我以前就这样,我没告诉你,我对于媒体是抵触的,我不喜欢被采访。你们问的问题都是我能回答的,80%的问题我才疏学浅,不能回答。我就不爱做这些采访,车轱辘话来回说,来回问,孙老师你喜欢什么呀?脚多大号的?喝什么红酒呀?爱不爱打高尔夫呀?净这样的问题。只有在北京,我还相对幸福一点,记者还有点水平。我有次到湖南冷场,三四十号记者,主持人说,孙老师很累,只有20分钟时间,抓紧提问。台下鸦雀无声,我就笑了,我说:关于黔驴技穷这事,不知是我还是你们?只要接受采访,我想讲点真话。因为我爸爸特别相信报纸,他看到我的一些新闻来质问我:“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我说我没干,我爸说:“你没干?报纸上都说了。你这孩子不诚实。”我就傻了,像我爸爸这样的人千千万万,他们相信媒体,这是个悲哀,想起来我心里特别难过。现在想也就是水平高低的问题,不真实是不存在的。
记者:我看过很多讲到你出道的经历,你对在片场的屈辱刻骨铭心,觉得你自尊心很强,比较敏感。
孙红雷:超级敏感,脆弱,喜欢完美主义,喜欢把自己放在一个浪漫的匣子里,装在套子里。但我有一个,无欲则刚,当我和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时,我就无愧于自己了。就像我们解释这个角色,我自己都不兴奋激动,我怎么去让观众进电影院?所以我挑剧本特别狠,其实不是我挑,每个档期,我会接三四十个剧本,基本上一个都不能用。不是我水平多高,是整体水平太低。但投资人很高兴和我合作,红雷比我们还苛刻,会拿到一个品质极好的作品。投资人不喜欢我的原因也是我对剧本挑得太严格,很多编剧不喜欢我,因为我有一两个月时间在改剧本,而且我这人不妥协,尽我的思想、我的所谓天赋来看待这个剧本。我是圈里出了名的苛刻。
记者:那你会不会像某些大腕一样,在片场凌驾于导演之上,变成你在导戏之类?
孙红雷:那不会,我觉得哪怕这导演你看错了,过程中不喜欢他,也不允许你耍大牌。投资人说过,导演你同不同意?不同意换导演。人家导演每天兢兢业业导戏,你凭什么凌驾于人?你也是从两脚都没有鞋的苦人开始,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开始,成了名之后你都忘记这些了吗?我懂导演的苦,心里头那点不自信和弱点。每个人都有不自信。也许有人说,孙红雷说你不行,这个人这辈子就断送了。有的演员和我一起演戏,都是有名有姓的,完全由于紧张,词都说不下去。我说,我估计我到你这年龄,我也没这记忆力,咱歇会儿,抽根烟。好比说台词:“今天下午3点钟我们在王府井见面。”他说成“在西单见面”。我就说:“不对吧?在王府井吧?”我跟着他一块儿错,我们就全对了。我欣赏我自己这点,很善良,我从社会最底层做起来的。
记者:你给外界留下的印象特别自信,你有没有自信受到严重打击的时候?
孙红雷:有,第一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我每天问自己,住在4个人一屋,大冬天盖着被子想:你这辈子演不了电影。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反正张艺谋说不对,好多工作人员不吱声,默默地端杯热水给我,不好的、调皮的工作人员冷言冷语:哎呦,这天都快黑了,这怎么回事?你想一个演员头一次拍电影,跟这么大一导演,那时候真是……我相信,那时候越痛苦,现在越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