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茜：李安若一直在台湾就拍不出少年派

李安(右)和陈文茜。

　　李安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后，与他交往较多的台湾知名媒体人陈文茜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近两个小时采访，探讨的核心话题是，台湾，为什么会出李安？

　　陈文茜早在2009年就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结缘，彼时台中市长胡志强曾力邀李安所在电影公司来台为该片勘景，因未编列预算险些流产，适逢陈文茜为外婆举行百年冥诞，胡志强出席，陈文茜当即以外婆名义捐款100万元新台币，最后用于影片选择拍摄地的花销。陈文茜与李安的家人也有多次交往，通过她详谈李安家庭成员相处的感受，也勾勒出李安生长的文化环境。

　　台湾像李安这样的家庭很多

　　记者：李安是生长在一个典型的台湾家庭，但自己像“少年派”那样，接触了很多不同文化吗？

　　陈文茜：李安的父亲是一位中学校长，他父亲身上保有了一种中国儒家家庭传统，有一种很特殊的父爱，他父亲在当中学校长时，对学生特别关照，不苟言笑、要求严厉，但对学生却特别关注——这很像传统中国家庭的父亲，有种威严感，但这并不代表父亲对孩子没有父爱。

　　而在台湾的教育体系中，李安是一个失败的学生。李安那时的功课一直都很不好，以我们台湾的教育体系来讲，功课不好就叫失败，功课好就叫成功。李安从小就有电影梦，他就会自己写奥斯卡三个字。而台湾的教育体系基本是不给一个有奥斯卡梦的孩子提供鼓励的。当时李安是一个失败的、受挫折的学生。

　　李安跟他父亲之间的关系，最明显的表现在他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中。在《推手》里，面对一个同性恋的儿子，他爸爸的态度是什么？一直走路，一直走路……早就识破，但不说破。

　　李安不是一个同性恋，但在他父亲的内心中，李安是个不符合期望的儿子，可他父亲不说破，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关怀他。李安念台北“艺专”，就是连高中都没念，完全不符合他父亲对他的期待。后来他父亲也期待他出国读书，学费很昂贵，所以你想在那个年代，他父亲一定是拿了很多钱让他去Illinois(伊利诺伊大学)上学；他需要一面打工一面读书，他又到NYU(纽约大学)念书，都是很贵的学校。他一直往前走他的梦，他的父亲也一直往前走，他们俩所希望的路不同，走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有一种包容、有一条绳子紧紧地拉住这父子俩。

　　我访问李安时，问他，你对于这份电影梦的坚持，像谁？是不是跟你父亲坚持的性格一样？他跟我说，不，我像我妈妈。

　　我觉得，一方面，他父亲跟台湾的教育体系让他是有挫折的；另一方面，他母亲的爱、他母亲的毅力、他母亲看待事物的平淡，使他不认为这种挫折有什么了不得，所以他也没有愤恨、不满，他只是静静地等待、累积。

　　“他就是少年派”

　　记者：从台湾整个社会文化来讲，会有一些氛围影响到李安吗？

　　陈文茜：我的感觉是，某个程度来讲，或许我们整个台湾有一部分像李安，我们是(受)挫折的，我们是很小的一个岛屿。台湾社会也不能说到处都有李安，但这个社会比较可能产生李安这种人。

　　可我告诉你，台湾社会未必会孕育出第二个李安，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李安不是一个大男人，而他碰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妻子。这个妻子说，他们也曾经吵过架，但是她后来突然就想通了，他把家事、孩子照顾得很好，她也可以好好去工作，家里也不欠钱，就这样吧。李安的太太是一个够独立的女性，李安个人也没有中国传统男人的自大与自卑。台湾太少李安这种男人了，台湾男人是很自大又很自卑的，他一旦自大不了他就自卑，他自卑的时候又更自大。光靠自己的自卑与自大他就能把自己消耗完毕。

　　记者：如果李安没去美国，一直呆在台湾，你认为他现在会怎样？

　　陈文茜：他如果一直在台湾，我觉得他顶多拍得出《推手》这种片子，《Life of Pi》他绝对拍不出来，他的世界就停留在《推手》，甚至连(能否)拍出《喜宴》我都很怀疑。

　　记者：你在看《少年派》时，你还能感受到那个你熟悉的李安吗？

　　　陈文茜：我访问他的时候问他，Are you the Pi？(你觉得你是派吗？)他说，yes。其实他一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