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放的姜戈》海报
李建中 很多时候,读者会抱怨我们媒体不思进取。其实,我自己有时也蛮痛恨自己的,新闻做久了,难免会陷入某种思维惯性。
就好比《被解放的姜戈》被突然停映的事。类似的新闻,总在不断上演:一开始永远是在谈“儿童不宜”,跟着呢,就是谈“审查尺度”,最后呢,则不免老调重弹“分级制”。十几年如一日。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我或许还会兴奋地撰写 “中国电影何时有望分级”的稿子;但,恰如梁朝伟所言:三年,三年,又三年。当我的头上都出现了白头发,我们在遇到类似的事件时,却仍然只能一次次地把问题抛给导演,看他们或慷慨或平静地解释为什么要分级,国外如何分级,呼吁国内早点分级,以及分析为什么迟迟不能分级。我自然也从最早的兴奋,转而变为焦急,变为倦怠,最终,难免麻木。
过去,我曾经说过,我是不大赞同分级制的。不赞同的理由是:如果不能解放思想,一碰到***或暴力镜头就谈虎色变,那么,就算有“分级制”也等于没有“分级制”。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对“分级制”的认识,也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我认为,思想如何解放,可以慢慢探索,但分级制,已经是当务之急。
就像这次《被解放的姜戈》。我倒未必说一定要解放“姜戈”。如果有关部门认为,“姜戈”真的有必要关起来,那就关吧。但我衷心希望:要关的话,请早关,不要等我买好饮料、捧着爆米花,椅子还没坐热,突然告诉我说要关了。更何况,对于观众,一场电影的停映,终究不过是一杯爆米花的事,对于电影的创作者来说,却可能是他几年的心血;对于电影投资者来说,更是一笔不菲的投资。
而有了分级制,不管尺度严也好,松也好,多少就白纸黑字、有章可循,而不是像当下这样,在冥冥之中充满了弹性:当你跟马拉多纳一样神勇地盘过多个防守队员,面对空门就要起脚,裁判突然跑来给你一张红牌,说是你球衣领子不该竖起来。